当由湖北承担的《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正式亮相社会的时候，这部巨型类书背后的编纂者们才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本报昨日“今日视点”呈现这50余位学者的故事，离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的启动，已经经过了20年。

　　这20年，是整整两代学者倾尽心力、苦心孤诣的20年，也是他们静默书斋、潜心修典的20年。搜集文献、整理典籍，不仅在社会上处于小众、清冷地带，即使是在学术界内部，这也是一个艰苦沉寂、远离声名的工作。作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旨在为中华古代文化做全面系统总结，《中华大典》其规模可谓恢宏，其目标可谓辉煌，但追溯其编纂历程，却与光环和关注无缘，只有艰辛清苦之事业。

　　中国有历史久远的类书修纂传统。以《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为代表的类书编纂，自古以来多是浩大的国家文化大工程，均在于其无不需要广泛汇集全国学术大家、高度倾注人力物力。所谓“区分胪列，靡不所载”，充分显示出其典籍掌握之宏富、资料查阅之浩繁、知识考证之准确，对编纂者无疑是巨大而且持久的考验。

　　对于当下的学术界而言，这更是一项注定不可能有“急就章”的工作，不可能有迅速而且高昂回报的工作。以朱祖延、宗福邦为代表的这些编纂学者，不仅致力于荟萃典籍、专注于知识谱系，其本身也在坚守和延续中国知识界的道德传统和精神气质。他们的坚韧付出证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既不是空话，也不是夸张。置身于今天的学术环境，不为吸引眼球、拒斥喧嚣浮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冷清，倾其一生，念兹在兹，只为国家修典坚持品质，只为传承文化垒基造石，多么值得珍视和体味。

　　湖北一直被称为教育大省、学术重镇。靠什么大，靠什么重？既有高校林立的外在显现，也靠学术研究的内在分量。《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编纂就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它不仅标志学术水平、研究能力的高度，也标志学术精神、学术风范的高度。它实实在在地表明，文化的薪火相传，需要怎样深沉的学术理想，怎样深厚的学术责任，怎样诚笃的学术精神、怎样高洁的学术风骨。

　　为湖北文化传承贡献这样的学术力量而骄傲，更应该拥有为这一群学者、保持这一份精神感到骄傲。巨著已经出版，但是我们更要去思考，一个庞大的学术群体，应当以怎样的面貌去嘉惠学苑、启迪后生；一个真正的学术重镇，应当拿什么为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蓄养水源，汇聚力量，彰显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