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今的工人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主体性的苏醒,看到个体经验不无悲怆的表达。他们把自己的歌哭提炼成诗,我手写我口,已不再需要代言者捉笔操刀

　　读到《当代工人诗歌:吟诵中国深处的故事》(2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等报道之后,我才意识到当今有那么多工人在写诗。他们的身份或者是农民工,或者是马克思论述过的产业工人,但他们同时又是诗人。他们中的佼佼者已写出了非常优秀的诗篇。

　　比如,去年跳楼身亡的许立志曾经写道:“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作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这首诗里充满了隐忍、疼痛和藏而不露的愤怒,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位90后诗人最终的选择。

　　而郭金牛则写过一首著名的《纸上还乡》,那是他对富士康“十三跳”的审视与思考。诗中的最后一小节写道:“纸上还乡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很少有人提及你在这栋楼的701/占过一个床位/吃过东莞米粉。”这首诗还原了一次死亡过程,以及死亡之后亲人们无以言表的伤痛。

　　这就是工人们写出的诗歌。当诗歌界的成功人士飘浮在云端写作时,当中产阶级诗人玩弄着文字游戏无病呻吟时,这些所谓的“打工诗人”却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伤痛吟成了诗句。因为处在社会最底层,也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汗和泪的凝聚,所以那些经历和体验一旦入诗,他们的笔下就有了毛茸茸的真实。

　　这种文学现象很值得人们深思。在中国新诗史上,写诗大概是诗人的专利,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没有发言权的。于是,但凡有工业题材或农村题材的诗歌问世,往往是诗人“深入生活”的结果。

　　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诗人李季曾出版过《玉门诗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等诗集。而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些诗篇,甚至有了“石油诗人”的美称,关键是他于1952年举家到甘肃玉门安家落户,从此开辟了石油工业题材的诗歌创作之路。在这个例子中,作为诗人的李季是写作主体,而工人或工人的生活只是客体,是诗歌的表现对象。于是在诗歌中,工人总是既“在场”又“缺席”。在场是因为诗歌中有了他们的身影,缺席则是因为他们的沉默或失语。

　　当然,诗歌之外,我们也能听到工人的声音,但那大都是“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之类的豪言壮语。这种表意方式,除了带有那个年代抒豪情、立壮志的特殊印迹之外,也显示出工人作为社会主义主人公的自信和自豪。

　　然而,今天再提到工人,人们马上联想到是“下岗”“农民工”或“讨薪”。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境遇,他们早已今非昔比,一落千丈。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正是在这种每况愈下的处境中,他们开始发声了。先有郑小琼,然后是郭金牛、许立志,以及近日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参加诗歌朗诵会的那些诗人们。而据这场朗诵会的策划者秦晓宇估算,在当代中国,有上万名的一线工人在以写诗的方式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可以想见,这该是何等壮观的景象!

　　但实际上,工人诗歌的声音却又是非常微弱的。它们既没被公众广泛认知,似乎也没有完全进入诗歌界主流人群的视野。同样报道这次朗诵会的《南方都市报》便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谁的底层?余秀华“热”与打工诗“冷”》。报道中说,一方面是迅速走红的余秀华最近在北京宣传新诗集,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另一方面,尽管同样是来自底层,参加工人诗歌朗诵会的诗人们却远没有余秀华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当天虽也有几家媒体全程跟踪报道,但蜂拥而至的情景却并未出现。

　　余秀华为何“热”而打工诗为何“冷”,这是另一个话题,值得大做文章,我这里只想谈一点原因。当年钱钟书曾说过一句名言:“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但今天已是一个既要吃鸡蛋又想见母鸡的时代。当写得不俗的诗歌、脑瘫、口齿不清的表达、摇摇晃晃的步态集于余秀华一身时,她便成了媒体开掘的好素材,进而又被媒体制造出一种“奇观”(spectacle)效应。然而,那些工人或打工者却只能靠诗歌说话,他们的身体形象毫无新闻价值可言,加上他们的诗以冷硬的疼痛见长,以死亡意象(如许立志的诗)行世,所有这些都不容易刺激媒体,又很容易吓跑大众。这样,他(它)们也就只能与小众为伍了。

　　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工人诗歌是一次巨大的进步,甚至可称之为诗歌革命。斯皮瓦克曾借用葛兰西的“底层”概念写过一篇著名文章:《底层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在她看来,底层或者无法言说自己,或者即便言说也不能被人听到,于是她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但从当今的工人诗歌中,我们却看到了主体性的苏醒,看到个体经验不无悲怆的表达。他们把自己的歌哭提炼成诗,我手写我口,已不再需要代言者捉笔操刀。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不仅已开始说话,而且是在以最高级的语言说话。这种话语是对中国诗歌界的重要提醒,也是当代诗歌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