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下旬，第26届香港书展隆重举行，这场亚洲规模最大的书展，将“年度作家”授予73岁的国际著名华裔学者李欧梵教授。香港书展2010年才开始设立“年度作家”的重头奖项，除了董启章去年获此殊荣时只有47岁，刘以鬯、西西、陈冠中都是在60岁以后才摘得这一奖项——诗人也斯则是在病逝前数月才摘得这一桂冠。可以说，较之于内地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和多种官方文学奖项，香港书展“年度作家”的评选表现出更浓的终身成就奖意味。

　　在书展的专场记者招待会上，听了李欧梵教授陪伴香港中文大学学子重读文学经典的动人经历，看着这位古稀之年的多元主义者微驼着背走出展场，我不禁为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治学的坚守而感动。

　　今年受邀与会的77岁的台湾著名女作家陈若曦，以及去年莅临香港书展的白先勇先生，与李欧梵先生恰好同为1957年入读台大外文系时的同学，他们在1960年创办了功德无量的《现代文学》杂志。无独有偶，本届书展也邀请到知名作家查建英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黄子平对谈，他们是北大中文系77级同学——查旅美多年，从2003年开始频繁重返故国，不过，她与上世纪80年代大陆“文化热”中各路名家对谈的《八十年代》一书洛阳纸贵，是数年以后的事情；而在她近年频频亮相《锵锵三人行》之前，则是游学海外特别是美国、为《纽约客》辛勤撰稿的漫长积累，以及对中国大陆社会状况尤其是大众文化变迁的长时段关注与深入描述。这些成绩与光环，距离她在北大的写作和研究起点，已是30多年的积累和坚持。好在，查建英认定“写作是孤独者的事业”。

　　黄子平教授更是安于寂寞、勤勉治学的典范，今年恰好也是他和钱理群、陈平原“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发表30周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标志性学术事件，他们在30年前极具前瞻性地倡议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考察，堪称“重写文学史”的早期探索。

　　这次出差途中，我重读了《论“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读书》当年连载6期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真是感慨万千：三位对谈者如今闻名于华人学术界，可彼时，46岁的钱理群只是硕士毕业4年的北大中文系副教授——不像他退休十余年后还要一再向青年告别、住进养老院都成了新闻；36岁的黄子平是北大出版社新晋编辑；年仅31岁的陈平原还只是北大中文系在读博士。就是这三位初出茅庐却勇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学人，为中国文学研究界贡献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具有范式转折意义的重大命题。

　　重返30年前的学术现场，我发现《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更“生气淋漓”（陈平原语）地展现了那一代青年学人不断论辩、问学的知识生产的原始过程；在那场跨学科的“重写文学史”的大胆探索中，三位青年学人不止一次地自省，“我们本身对文化没有多少研究”、“可惜我们知识准备不够”，但也会在必要时援引导师王瑶先生的学术主张。

　　反观当下，不少年轻人缺少这种写作、学术上的专业自信和勤勉，而满足于将青春的膝盖轻易献给各路权威。这些年，我去过一些高校甚至是名校采访，痛心疾首地发现，那些正值写作和治学盛年、本来最有资本据理力争平视权威的年轻人，却满足于在个别徒有虚名的畅销书作家和仅以表达策略见长的学者面前，主动降格为一个盲目的粉丝。

　　略加考辨，李欧梵、陈若曦和查建英、黄子平这两组书展嘉宾，分别来自台湾和大陆，分属两代作家和学人，但他们成为本届书展的亮点，其背后无一例外地经过了几十年的写作、治学准备期。对于早已名满天下的李欧梵先生来说，“年度作家”的殊荣或许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每年的香港书展都设置了大量公开活动，唯独“年度作家”的颁奖礼需持请柬入场，因为这几年有立法会主席或民政事务局局长等港府高官担任主礼嘉宾。连续5年观摩和报道香港书展，我只参加了前年陈冠中先生获颁“年度作家”的颁奖礼，因为，我坚信，我们向一个作家、学者致敬的最好方式，其实就是回到安静的书桌，去读他的作品，甚至有理有据地提出我们的质疑；单纯注重公众知名度的推介，徒具产业化价值，而缺少恒久的人文价值。我多么想说：年轻人，请不要辜负你的学术和写作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