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我的文学观”应该是“我们的文学观”的源泉和活力之所在。正是客观存在的“我的文学观”，通过对话、竞争和协商，然后生成一个时代不断推进的“我们的文学观”。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我的文学观”正在丧失自我表达的激情，“我们的文学观”日渐趋于守成和固化。而日渐固化的文学观正在成为制约当下中国文学可能充分打开的“负能量”。

　　固化的文学观制约着文学研究

　　如果确实有一个“我的文学观”，应该都已经表达在我所从事的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工作中，那么，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阅读我文学评论“可数”的读者和每年听我课的“许多”学生。在我的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现场，我说得最多的可能是“开放的文学观”。当谈论“八十年代文学”时，最有魅力的其实是“文学青年”的“新文学”，它相对于当时已经成为传统和惯例的“中老年文艺”——这不只是指20世纪80年代新文学的实践者是文艺青年，也是指文艺青年在整个八十年代国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那是一个文艺和青年纠缠不清的时代，没有今天这么多梦想一夜暴富的年轻创业者，多的是文艺青年。可以说，没有八十年代广泛的文艺青年作为基础，是不可能有“八十年代文学”的，也不可能产生当时各个艺术门类整体上的成长，当然也不可能造就现在频频回望的文学黄金时代。

　　当下中国文学写作，从某一些局部观察，确实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种不尽如人意的观感，是不是也囿于各自预设的位置、立场和见识呢？作为一个批评家，难免会对当下中国文学下各种各样的判断。但那些判断，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全称”的中国当下文学说话？我们对“全称”的中国文学知道多少？甚至现在使用的“文学”概念，是不是也要放在今天的文学写作现实中加以再造呢？

　　20世纪末到现在，中国文学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还不能作充分的衡量。而且变化还是未完成时。比如，网络文学作为近二十年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改变了精英文学的单一图式，修复并拓展了大的文学生态。今天的整个文学观、文学生产方式、文学制度以及文学结构，与“五四”之后建立起来的以作家、专业批评家和编辑家为中心的一种经典化和文学史建构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从当下对网络文学的认识上，能够充分地看到“我们的文学观”的固化。

　　姑且承认可以将网络文学收缩在“网文”，或者说“类型文学”来讨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是，网络文学来源于中国现代文学被压抑的通俗文学系统。“文学史”上处在世纪之交起点的中国网络文学，依次向前推进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港通俗文学带动起来的大陆原创通俗文学的复苏。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现和追认，进而延伸到古典文学的“说部”传统。网络激活和开放了这个传统谱系的文学潜能。按照这种思路来解释网络文学，用的是所谓的雅俗文学分合的图式。但思考网络文学太多的向后看，而忽视了网络文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作为“青年亚文化”在世界文化思潮中的前沿性。这不仅指网络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以青年为主体，更重要的是其相对文化惯例的前沿性。正是因为网络文学具有青年性和前沿性，在思考网络文学参与当代文学建设时，不能仅仅抱持改造和提升网络文学的思路，而应该将网络文学作为未来新文化的发源地和发端点。

　　观察当下中国文学现场，还有多少类似情况。当我们面对新的文学现象，首先选择的是向后看，在固有的“我们的文学观”里寻找资源，而不是首先将它们当作“新”文学来发育出新的文学观。经过近二十年新媒体的洗礼，全民写作已经是每时每刻都在身边发生的“文学”事实。大众步入曾经被少数文学中人垄断的文学领地。那些曾经以为不是文学，或者只是等级和格调都不高的大众文学，毫不自弃地在普通读者中扎根和壮大，进而倒逼专业读者正视、承认和命名，文学的边界一再被拓展。与此同时，一些更小众的文学实验，却也顽强地在小范围的圈子里被少数人实践、传播和欣赏。不仅如此，“文学”弥散为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学性”。是的，离开了“文学性”，今天的日常生活几乎难以被充分建构起来。人们已经习惯生活是“文学性”的，虽然许多时候这些“文学性”被冠以“鸡汤”“轻抒情”“小而美”“文青”等名词来调侃和嘲讽。

　　谨防年轻作家的“老年写作”

　　固化的文学观也影响到今天的文学现场，尤其是年轻作家的成长。客观地说，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写作者，写得并不坏。他们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新的时代，几乎都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不存在前辈作家文学学徒期的文化荒芜和阅读匮乏，从一开始就在世界文学中阅读和写作。但在一个“文学”富足到过剩的时代，过于成熟的文学起点，同质化的文学趣味，对更具异质性和个人化的文学探险是有所伤害的。

　　在当下中国文学，作为文学代际传递意义上的年轻写作者，许多人沿袭着的是已经成为文学惯例的所谓“我们的文学观”。他们不断复制着前辈作家的写作程式。这就有必要反思文学生产机制，即为什么“新作家”只是生产着“旧文学”？是本来他们只能这样去“文学”，还是文学观就出了问题？看看当下的文学期刊和批评家，正在鼓励、推举着怎样的年轻作者和他们的写作，就会意识到，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拥有着文学话语权的“前辈们”在按照自己的文学趣味规训着“新作家”的文学未来。

　　而“新作家”愿意接受“前辈们”的规训。这可能来自更大范围的教育制度的集体无意识，也可能是“新作家”从小就“过于聪明”，他们心知肚明文学前辈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许多年轻作者也只有生理年龄还年轻着。他们有的一上手就是成熟的“老年写作”。文学史的惯例，“我们的文学观”成为他们写作得以生长的温床，或者什么流行他们就能够给你“山寨”出一个什么。我们想象的那种“年轻而不同”的冒犯在哪儿呢？事实上，“年轻而不同”的冒犯，一直是文学向前拓进的动力。可是，现在的许多年轻人，甚至连冒犯的姿态都没有了。他们很早就明白“听话的孩子有糖吃”的道理，他们习惯了讨喜，现世安稳地写字，安分守己地等待着文学期刊来抱大。而且，文学期刊也乐于担当这个“抱”的角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已经部分确立了“我的文学”的意义和合法性。但“我的文学观”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跟进。日渐固化的“我们的文学观”依然发挥着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年轻的批评家往往成为学院文学知识的继承人，而不是文学现场“我的文学观”的发微和生产者。在我的理解中，再造“我的文学观”应该是单数的“我”如何成为一个自我约束且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个体。当下文学的自我复制和创造力、想象力匮乏，恰恰暴露了今天的文学时代还是一个有待丰盈的文学时代。以我所从事文学批评而言，如何重新做一个有“我的文学观”的单数的批评家，这将是面临的最大问题。置身的现实世界，确实是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从不同的路径和时代遭遇。作为批评家，理所应当贡献不同的现实感受、不同的文学经验和不同的文学形式，让当下文学的各种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

　　（作者：何平 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