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此论颇有见地。例如，朱自清的温和细腻，冰心的深情委婉，鲁迅的沉着冷峻，均是各家散文无可替代的个性标记。甚至可以说，纵览现代散文史所载录的名篇佳作，无一不是作家鲜明个性的反映。

　　“散文表现个性”这一命题，很容易让人产生“文如其人”的联想。如果“个性”意味着个人化、私人性，那么“个性”之于“为人”和“为文”的效用值得细究。从一般的认知来看，在为人方面，弱化个人化和私人性的立场，有助于个人成功融入群体，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在为文方面，强化个人化和私人性的色彩，却有助于形成个体风格，可谓“文字有私风格显”。但从文学创作的格局来看，作家若自拘于一方天地，固执于一己感受，沉溺于一种趣味，只能使文学变成与人无关的自娱自乐甚至是无病呻吟，而无法走向更为开阔远大的境界。或许正是有鉴于此，郁达夫不无警惕地补充道：现代散文在张扬个性的同时，应以“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为特征。

　　以我之见，郁达夫其实从理论上揭示了散文写作的辩证法：散文写作既然源于表现个性的需求，势必要烙上作者的精神印记，甚至可以成为个人的精神自传；若要与时代和社会发生关联，作者就不能满足于独抒怀抱，而应注目于大千世界。作者所写，唯其体验至深，故能打动人心；唯其胸怀宽广，故能与更多人共享。当代散文大家林斤澜说过，散文的奥秘正在于“散”和“文”。我想，如果“文”是指作者的个性和文采，那么“散”则是指作者的视野和胸怀。作者的个性初步标识其散文的特色，其散文的格局则取决于作者的胸怀。阅读罗铮的散文，更使我坚信这一点。

　　罗铮是近年来较为活跃的散文作者，已经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美文》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不少篇章。从题材上看，这些散文大致可以分为几类：记述乡村人事，如《钟三秀一家》《洗麻袋的兄弟》等；怀想历史人物，如《吴三桂》《屈身安人“不倒翁”》等；游览风景名胜，如《郁孤台上思稼轩》《鹅湖行吟》等；描摹个人心迹，如《棱镜》《遗失与重现》等。透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一位敏于感悟、勤于写作、乐于省思的年轻作家形象。因为惯于静观、谛听，他总能用素朴的文字，在喧闹的当下辟出一方思想的空间。最能体现罗铮创作个性的，是他晚近发表的长文《遗失与重现》。凝视午后的一杯清茶，瞥见清晨的一株绿草，均有可能触发作者的文思：或为偶然的邂逅而感慨，或为生命的张力而赞叹。自然而然的，在静思默想中，一道熟悉的声响，竟引出了一段城市生活的变迁史；一片安宁的沙洲，却激发了一支鄱阳水域的赞颂曲……罗铮文思的触媒往往是极为微小的事物，却每每引领他进入极为广阔的世界。

　　罗铮坚信，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文学仍然能够且应继续给人以信念。如果世界无情地强加人以变化与遗失，那么写作的使命则是有情地重现与升华。他如此写道：“尽管我无力关心更多，但在一次次偶然中，遗失重现的过程，我找到了一个个观察世界的方位。它们率先带来深切的快感，或痛感，再顺势把我的思维带离日常轨道，去温暖未曾被思想温度覆盖的远方。”这段话集中显示了罗铮散文创作的个性：向世界敞开自我，追随记忆中最真切的感受，不刻意，不做作，在持续而自觉的省思中，不断提升自我。由此，我们不难进一步领会文学的奥秘与力量：世界的运转使人不断体验着遗失，但文学使人不断获得新的观察世界的方位，进而企望远方的诗意。

　　朴素真切的情感，使罗铮散文逐步形成鲜明的个性；上下求索的目光，则使其创作从一开始就显露开阔的胸怀。罗铮出生和成长在城市，但血脉源自乡村。在绝大多数年轻作者那里，这种横跨城乡的成长背景，往往只是外化为“在城望乡”的叙事视角。城市近在眼前，五色斑斓，多姿多彩，生动而活泼，随时等待着作家打量和书写；乡村日渐远去，记忆虽在，然而面容逐渐模糊，最终成为褪色的相片和斑驳的故事。但在罗铮笔下，乡村题材的文字，却占了将近一半的比重，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讶异。罗铮从不描写诗情画意的乡村风光，而是倾心于对乡村人物命运的讲述：其中有年近半百却毅然辞职创业的老严（《原点》）；有一辈子辛劳持家、造福儿女的钟三秀（《钟三秀一家》）；有半路出家却技艺炉火纯青、家境焕然一新的老罗（《老罗的“砖艺”》）；有陶醉于吟唱红歌和军歌的罗文堂（《文堂歌事》）；有插队山村却因爱情而扎根乡土的上海姑娘（《火花》）；有坚持原则、善良本分的普通劳动者，如“我”爷爷（《苦难醇香》）；就连默默流淌的小河，也因为“潜藏着丰厚的生命之道”而得以单独亮相（《河道，河道》）。罗铮乡村画卷的主角，与其说是各种各样的人物，不如说是这些人身上所共同体现的精神。其主要内涵，就是善良、勤劳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心。在这类作品中，罗铮自觉摒弃想象和虚构，甘当观察员和记录者，更为真切地体现了其情系乡土的胸怀。

　　置身城市、回望乡村的同时，罗铮也在立足当下、回溯历史。他显然明白，如同城市的根脉在乡村，当下的根脉在历史。中国文学自有历史感怀的传统，罗铮的文字当然也可以在这流脉中得到评说。但罗铮感兴趣的不是历史更迭本身，而是历史更迭之中的个人。勘察人在历史中留下的印迹，始终是令罗铮兴奋的课题，他本人的足迹因此从赣鄱大地伸向山海关。不过，无论游览何处风景名胜，罗铮从未纯粹地状写自然风光，而是细心辨认历史文化名人的印迹和影响。如此写法，不免使山水游记变成了历史感怀，但也展示了一位年轻作者的视野和胸怀。

　　罗铮在《棱镜》中描绘过许多棱镜。它可能是一副眼镜、一排玻璃，也可以是一条小河，但它始终默默注视着周边的人和事，并用自己的视角“丰富着本已富饶充盈的历史记忆和抒情张力”。罗铮的散文，也可视作这样的棱镜。朴素真切的个性，使其散文具备成为“历史记忆”的品质，置身当下城市却不断回望历史和乡土，则是其“抒情张力”的主要来源。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