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经查，蔡荣生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蔡荣生案背后隐藏的高考招生腐败牵动公众的神经，记者调查发现，自主招生、艺术类招生及补录已经成为“特招”腐败的重灾区，严重危害教育公平。（6月9日《北京晨报》）

　　支招一

　　取消特招职工子女

　　高考因为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想要在考场上“作弊”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在高考录取方面却存在“特招”腐败。而蔡荣生案只是揭开了“特招”腐败的冰山一角。2010年，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于兴昌在学生择校、考试录取、调换专业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953万元，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几年前，湖南省也曝出教育考试院监察处原副处长谭博文等，将69名未上线考生“弄进”大学。

　　2014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着力加强对招生权力的制约，重申严禁出台含有违规“点招”录取等与国家招生政策相违背的招生办法，对于复查中不达标或通过“点招”等途径违规录取的学生，一律不予学籍注册。能否靠一纸“通知”破除“特招”腐败？恐怕是不太现实的。在我看来，最需要的是“制度阳光”。表现在一方面，从制度层面清除一些不合理的招生政策。比如职工子女、“校董”子女享受“特招”。这完全破坏了公平。如果说，这是有历史的遗留问题，但时至今日，也早应该清除；另一方面引入公众监督的“阳光”，即招生信息全面公开。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61.4%的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不公开透明，留下腐败空间”，56.7%的受访者认为其“已经异化成‘看钱看权’招生”，而仅有14.1%的受访者认同“自主招生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针对高招信息公开，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提出过“六公开”的要求；2013年，教育部再发文，要求高招信息“十公开”。事实看来，“公开”并没有通上“高压电”，也难以堵住“特招”腐败。

　　有些网友主张取消自主招生，这有因噎废食之嫌。可以从制度上给予保障。比如完善自主招生设置，建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引入多方监督，包括公民监督。最重要的是，需要法律的严惩，“考试法”的尽快出台，无疑也是杜绝“特招腐败”的有力武器。（王军荣）

　　支招二

　　剪断高校企业利益链

　　不看不知道，知道吓一跳。在被众学子和家长视作改变命运人生的高考录取环节，竟然存在如此严重的腐败。莘莘学子十余载寒窗苦读，多数普通家庭家长为了子女教育呕心沥血，不晓得他们得知这样的内幕，作何感想？

　　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高校自身的趋利性，特殊招生的不公开，行政权力的介入，监管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直接造成了高招腐败。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依靠高校管理者的道德自律，依靠当权者、有钱人的良心发现，都不切实际。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吉林和湖南都曾曝出地方高官严重干预高校招生的事件，相关责任人也得到了严厉的惩罚。然而，时至今日，特招腐败现象仍广泛存在。

　　教育公平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而残酷的现实警醒我们，要想从根本上遏制招生腐败，我们必须反思几个问题：

　　一则，高校与官员、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权力可以随意干预高校的正常运转，而企业又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高校“奶妈”的角色，很显然，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关系之下，不出现“点招”才不正常。如何改进，这已经不是高校自身所能解决的问题。

　　二则，如何强化监督？很显然，在招生领域中，人治思想不除，人情面子裹挟之下，靠上级、靠自身、靠下级来监督，都不现实。而由于招生录取中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一般人很难了解招生的程序和细节，这就又为招生腐败形成了发挥的空间。可见，招生信息的全面透明、公开是预防招生腐败的重要一环。

　　综上所述，遏制特招腐败，不但要从具体的监管和制度上下工夫，在管理透明化上下工夫，更为关键的，相关部门必须下大力气将高校与权力部门、财大气粗的企业的关系划分清楚。所谓“无欲则刚”，唯有高校的生存、发展不再依赖于有钱人和有权人之际，所谓的教育公平才有可能实现。（陈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