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贵阳市住建局局长刘朱在面对就保障房闲置问题“找上门来”的央视记者时，谎称自己“不是局长”。该段视频在央视播出后，这位“不是局长”的局长被迅速免职。

　　然而，贵阳住建局局长被免职问责，并不是因为其在央视采访过程中隐瞒身份，而是因为贵阳市确实存在大量保障房闲置问题，而这个问题早于今年9月在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审计报告中已经暴露。今年9月在国家审计报告中暴露出的问题，却在今年11月底的央视新闻后才对相关领导问责，为何当地只有在面对央视时才会如此“高效”？

　　这样的例子其实屡见不鲜：央视曝光东莞色情服务后多名官员被免职，而在此之前东莞的色情产业早已声名远扬；央视曝光华池征地补偿款被克扣并使三名官员被停职，而该征地纠纷问题则发生于5年以前。不能不说，面对这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央视的报道成了采取行动的最后一记闹钟：在这之前，问责能拖则拖，在这之后，问责能快则快。

　　在当地一些官员看来，央视的报道，代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声音，而非单纯的舆论监督。所以，央视曝光后的官员被问责免职，恐怕并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更应问一句：这种看似高效、实则拖延的“央视问责”制度究竟何时是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