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儒僩和李其琼，名字很陌生吧？特别是这个“僩”字，还很冷僻。说来惭愧，我也是无意中才知道他们的。那，是在敦煌。

　　不久前，去敦煌采访，有机会在莫高窟盘桓数日，突然，在一排小平房里，“遇见”李其琼先生。

　　那是一个朴素的展览，名曰“心灯——李其琼先生纪念展”。李先生已于2012年9月仙逝了。2014年，敦煌研究院庆祝建院70周年，在这个隆重的时刻，研究院办这个纪念展，充分显示出李先生在同仁心中的分量。

　　展览的主体，是李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画临得自然是极好的，但更打动我的，是两张照片：一张，李其琼梳着一对大辫子，正值青春；另一张，她已是满头银丝。两张照片，地点一样，都在敦煌洞窟；姿势一样，都在临摹壁画。是的，李其琼先生就是这样画了一辈子。除老院长段文杰先生之外，她是敦煌临摹作品最多的画家。其实，退休之后，她仍未放下画笔，一直画到了生命的终点。

　　孙儒僩先生，是李其琼的丈夫，也是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今年90岁了。在妻子的画展上，他说：“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艺术的伟大火炬点燃了她这盏心灯，这盏心灯照着她去探索敦煌艺术的奥秘，去摸索敦煌艺术的源流和艺术成就，同时也照亮了她艺术的一生，照着她走过艰难险阻。”

　　那么，他俩走过了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在敦煌研究院70周年院庆时，孙儒僩先生作为工作60年以上的两位成员之一，受到表彰。老人家有一个发言，令人动容。其实，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几代敦煌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保护和研究工作，我是有所知晓的。但是，孙儒僩先生发言中的诸多细节，还是令我感动甚至震惊——

　　冬天的莫高窟，零下一二十摄氏度，滴水成冰。可是，在前三十年，研究院几乎没有取暖设备，就靠身体硬扛。莫高窟大泉的水，不仅苦，喝了还要拉肚子。怎么办？也是靠身体慢慢适应。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用上自来水。上世纪40年代，他们每天只吃两顿饭，持续近20年。

　　莫高窟没有医疗条件，生病也只能靠自己扛。1955年，李其琼生第二个孩子，生不下来，院里有辆旧车，发动不起来，靠男职工推，总算发动了，到敦煌城里请来医生、护士，此时已过去数小时，总算未出大事。而另一位姓窦的同事，就是自己给妻子接生的。

　　这些生活上无比艰苦的细节，是孙先生说出来的，还有更大的艰苦和磨难，他没有在院庆的欢乐时刻说。不过，樊锦诗先生在“心灯”纪念展的序言中告诉我们——

　　1957年，二位遭受不公正待遇。白天李其琼被罚去劳动，晚上偷偷钻进洞窟临摹。“文革”期间，二位双双被下放到四川新津县农村，但仍心系敦煌。1975年落实政策，李其琼回到敦煌，又投入到临摹、研究工作中。

　　樊先生写道：“凭借对艺术研究事业执著的爱，凭借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先生将其一生都奉献给敦煌，献身于敦煌艺术。”

　　可以说，无意中撞见孙李二位的人生故事，是此次敦煌行的一大收获。孙儒僩和李其琼的一辈子，是一部大书，一篇短文未能道其精神于万一。樊先生与他们夫妇，介于师友之间，共事半个世纪，她的短短数语，发人深省。我们中国，像他们一样爱国家、爱事业、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正是国家的栋梁和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