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徐静蕾等女星透露自己“冻卵”，“冻卵生子”连日来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很多女性认为，冻卵技术的发展给女性独立带来“福音”。而一些医学界人士则认为，延缓生育时间“去未来生孩子”得不偿失，不值得提倡(7月14日《南方日报》)。

　　技术，让一切皆有可能。正如徐静蕾将其解读为“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一样，“冻卵”为女性提供了更多选择，却也带来了诸多道德伦理和法律疑难问题:“冻卵”在法律上属于人还是物?能否像普通的物一样转让、赠予、继承?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使“冻卵”发育成生命的，胎儿与供卵者、代孕者是何种法律关系?

　　目前，我国没有调整“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的专门法律法规，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等行政规章，我国的辅助生殖中心只允许为做试管婴儿的妇女冷冻卵子，申请人须身份证、结婚证、生育证明“三证”齐全，而且夫妻双方都到场才能开展冻卵手术。而为他人捐卵仅限于做试管婴儿的妇女冷冻卵子过程中多余的卵子、并经夫妻双方都同意后才可以捐赠。简言之，我国未婚女性不得实施自体存卵和为他人捐卵手术。

　　令人费解的是，不仅诸多明星宣称自己“冻卵”，未婚女性为生育保险而冷冻卵子的新闻也不断见诸报端。为何一种非法行为反而成为潮流和时尚?一方面，在于相关规章效力低、调整范围有限。在“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运用中，涉及捐卵者、代孕者、买家、医疗机构等多种法律关系，而卫生部与科技部发布的行政规章仅可以约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相对于区区几万元的罚款，可观的利润可能驱动一些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主动违法。

　　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失独家庭、女性癌症患者群体、高龄女性形成的巨大市场需求，推动了海外冻卵和卵子黑市交易的发达。在美国加州人口不到20万的尔湾市(I““i″“)就有好几家冷冻卵子技术中心，仅一家中心每年做“冻卵”手术的顾客就有2500多名，多来自中国大陆。媒体还多次曝光北京、上海、武汉等代孕业务较集中的地方黑市卵子交易猖獗，公然根据年轻女性学历、相貌、身高等指标将卵子标价3万到10万元不等。

　　显然，对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日新月异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采取“鸵鸟战术”，简单生硬地一禁了之，客观上使得“冻卵”无法可依、辅助生殖市场良莠不齐，不仅危及对这一技术寄予厚望的女性的生命健康，还严重贬损法律权威。近年来的广州八胞胎事件，夫妻离婚、一方身亡、两人身亡等冷冻胚胎纠纷，屡见不鲜的代孕纠纷等，折射出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社会问题渐出端倪，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如果说法律规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那么这条底线是被用来丈量、约束和惩戒人的行为的，是让人从内心深处生出敬畏的，而不是冷眼旁观种种乱象而无所作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利用法律手段来约束“冻卵”等辅助生殖行为已经迫在眉睫。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在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消减与实施技术进步相伴生的道德伦理问题，考验着政府的管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