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陈瑞武结束了自己10年的看守所岁月，其身上背负的杀人罪名也得到洗刷。但至今，在申请国家赔偿获立案4年多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未给陈瑞武最终的赔偿结果。对于原因，廊坊市中院未作回应。2000年，霸州市胜芳镇刘德成一家惨遭灭门。2001年至2007年，陈瑞武等人3次被判故意杀人罪。2009年，河北省高院彻底推翻廊坊市中院的判决，判决陈瑞武等人无罪。（《京华时报》6月2日）

　　无端杀人罪名终得昭雪，10年的牢狱之灾终于结束，人生的最美好的光阴被白白浪费，再高的赔偿代价，都无以抚慰个体内心的痛苦。赔偿既是一种精神性的安慰，也是一种法律性的矫正，因而，及时给予受害人以国家赔偿，既是公权力知错就改的态度使然，也是表达对权利尊重的必然要求，属于法治规范下的应有之义。若是久拖不决，让赔偿者申请的国家赔偿遥遥无期，此举无疑是对当事人的第二次伤害。

　　这种伤害跟第一次有罪判决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缺乏足够权利尊重的任性。错案的发生，在于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尤其要注重保护每个人的法定权利。否则就可能错误频发，甚至草菅人命。在法定时间给予蒙冤者以国家赔偿，也是挽回法治信任，赢得社会尊重的现实选择。然而，当公众还处于高度的权利恐惧，并对司法的公正抱以高度质疑的情况下，国家赔偿的迟迟未果，会再度降低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并最终损及于法治的社会信赖。

　　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牵涉的其他案件目前还没有审理清楚，不愿意分批给同案的蒙冤者处理国家赔偿事宜”作为理由，完全站不住脚。一方面，国家赔偿采取的是“就事论事”的原则，只要当事人被证明无罪，不涉及其他有罪的行为，那么其获得赔偿的权利，就不会因为其他因素而受到限制，法院以“其他案件未审理清楚”作为理由，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赔偿决定，其行为明显失当。另一方面，法院以图省事作为理由，只愿集中而不愿分批进行赔偿，显然属于一种懒政行为，在理由上更是难以立足。

　　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信任社会，若是公众对法治的信任不高，那么也就难以建立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法律作为社会规则的兜底部分，其公众信任度如何，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也决定着社会是否出现信任危机。全社会若是对法治出现信任危机，就必然会乱象丛生，社会治理的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并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尽管近年来，随着“法治中国”的大力推进，公众对法治的信任有所提升，然而在低起点上的法治信任相当脆弱，大量的司法不公和效率低下，耗费了公众信赖法治的耐心和信任。

　　对于一个重新融入社会的蒙冤者来说，获得赔偿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可以由此改善生活，而让留下后遗症的身心，都得到更为轻松的机会，不至于为生计而依然在底层痛苦的挣扎，让自己生活得更体面，同时也让公众看到，权利在获得赔偿之后更有尊重，从而增加对法治的社会信任。洗冤4年后难获赔偿。如此低效不仅是对权利者的无视，更是对司法公信的自我伤害。由此带来的巨大信任成本，是个案赔偿的也无法相提并论的。因而，出于对法律程序与司法权威的考量，无论是同级的检察机关，还是上级法院，都不应对患有“拖延症”的行为视若无睹，而应果断和及时干预。唯有更为快速和高效的监督、校正和纠偏机制得到了发挥，那么个体的权利才会获得保障，以法为本和以人为本才能实现高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