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英国卫生部长亨特谈到，该国有几十万孤独老人被社会遗忘，这是“国耻”，并呼吁向中国学习孝道文化，吸取中国人照顾老人的经验。

    曾经有人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将孤独归因于个体原因，甚至归因于人格缺陷。但最近的调查显示，英格兰有80万“长期孤独”的老人，还有500万老人终日“与电视机为伴”。当孤独如瘟疫蔓延，那么多人都难逃厄运时候，再将之归因于个体性格的原因，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孤独是一种时代病，病源深植于社会文化的内核。个人主义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浪潮而勃兴，其核心命题就包括人格独立、个体解放。在个人主义的视野里，家庭，尤其是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更多被视为对个体和个性的束缚。在这种社会思潮之下，核心家庭随之兴起，相对应的，就是联合家庭、主干家庭等大家庭的衰落，直至大面积解体。大家庭解体之后，代际之间的契约和联系纽带必然受到削弱。

    个人主义的功过是非是过于宏大的命题，仅就家庭领域来说，大家庭的解体和核心家庭的兴起，确实使人们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个性解放和自由选择机会。成年子女不必与父母同住，可以背井离乡，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自由自在，是传统社会里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但当期收益往往意味着未来负债，当这些子女老去的时候，他们的成年子女同样会离家出走，剩下他们空巢守望。老年期的孤独，就如同宿命一般轮回。

    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安排，比如社会保障制度。但社会保障主要承担了经济保障，对于老人亲情的渴望、陪伴的需求、社会交往的需求往往无能为力。在知识信息、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成年子女是老人与社会联结的重要纽带，如果子女纷纷离家出走，甚至联系不上，老人就很容易被时代抛弃，被社会遗忘，成为孤独而静默的人群。亨特所言的“国耻”，并非指老年群体的贫穷，而是指他们的孤独。

    “国耻”的言下之意，即指老人的孤独不能仅仅归因于个体，整个国家都要背负责任。在物质生产、制度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密切契合，共同构筑的制度文化统一体面前，老人的孤独绝非个人选择，相反它几乎是命定的。这才是“国耻”的“耻”之所在。

    面对这种现代性的困境，亨特将目光投向中国，试图在孝道文化中求解。对此，首先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尔雅》曰“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包涵了晚辈处理与长辈关系的时候，一系列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包括尊敬、关爱、赡养老人，为父母长辈养老送终等等。不仅如此，与“百行孝为先”价值观相应的制度安排，还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证“孝”在社会家庭领域的全面落实。如此，孝道文化不但使老人免受孤独，还使他们享有尊严幸福。

    但另一方面，骄傲之余我们也不能缺乏自省。传统的孝道文化，与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制度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相契合，但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这几个方面都与孝道文化一起，经受了巨大冲击。个人主义日益兴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核心家庭取代联合家庭、主干家庭，越来越多老年人空巢守望、忍受孤独，这些问题在当下社会一件不缺。甚至孤独的不仅仅是老人，如果过度强调“个体”的个人主义盛行，注重自我往往忽视责任，张扬个性难免人际疏离。没有了责任感和亲密感，在无边无际的人海里，个体终归成为“无根之萍”，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独和虚无。

    英国的“国耻”说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他们对于中国孝道文化的推崇，既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又提醒我们必须对传统文化做出符合现代性的阐释，使之焕发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