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兰根（Chris Langan）是全美智商最高的人，他3岁就可以独立阅读；常常逃课，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SAT考试并获得满分；拿着全奖进了美国颇有名望的里德学院。尽管兰根的家庭缺失温暖——父母离异，家境贫寒——但他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智商可以弥补人所有的缺陷，解决所有的问题。

    兰根的情商很低，这在他进入大学后表现了出来。他的同学大多来自纽约，兰根觉得他们看不起他、针对他，于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天天待在图书馆。他的成绩单是全“A”，但他没有朋友。大二那年，兰根因为母亲迟交奖学金申请而和老师发生口角，词不达意的兰根最后选择辍学离开。在另一所大学，兰根因兼职缺席了一场考试，他给教授打电话请求更改考试时间遭到了拒绝，这让倔强又骄傲的兰根再次退学。

    现在，兰根顶着全美智商最高的头衔，过着最潦倒落魄的生活——美国的电视台把他当成笑料。在兰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生在加拿大的一个新华人移民家庭，父亲做着最底层的工作，脾气暴躁，我曾有三四年没和他说一句话。后来，我全奖考上了耶鲁大学，和兰根一样，我把自己孤立起来，专心学习。我极度自卑，无法宽容待人，总以为全世界都要攻击我，所以我只能选择与世界为敌。

    毕业后，我跑到北京，误以为美国社会不适合我，中国肯定适合我。我先是进入香港的《亚洲周刊》当记者，但我讨厌同事，因为我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记者。尽管待遇和工作环境都很好，不到几个礼拜，我就递出辞呈。后来，我进了联合国驻阿富汗办事处，但我一进去就和同事剑拔弩张——我认为人们既官僚又不做事，联合国在阿富汗毫无作为，半年后我就离开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深圳中学与王铮校长一起尝试进行教育改革，但大家都认为我的脾气霸道、糟糕。我那时还是和兰根一样：以为自己是天才，所以这个社会才要排斥我、攻击我——他们害怕我做出的成绩让他们无处存身。我告诉自己必须反抗，所以我和王校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老师和学生也讨厌我。最后，我只能选择离开。

    与带着傲气跨出《亚洲周刊》和联合国分支机构的大门不同，这一次我前所未有地伤心。我觉得自己辜负了很多人，尤其是王铮校长。我的离开也意味着抛弃了学生，违背了三项我常常挂在嘴边的原则：我对学生强调“态度决定一切”，告诉他们“情商与智商一样的重要”，鼓励他们“通过调整与反思来克服困难”。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很虚伪。

    忽然间我明白，纵然我有很美好的理想，我一个人也没有能力实现。我不再偏执地认为这个社会有负于我，而是尝试理性地思考“如果我还想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该如何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该如何与朋友更好地相处，甚至把敌人变为朋友。

    我意识到：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只有发现自己视角和思维中的缺陷，才能提高情商，让自己拥有和克里斯·兰根不同的命运。但对我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我很容易生气。怒气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我清楚那些想法其实很扭曲。我的父亲脾气暴躁、小时候我在家总是挨打、上学时也常常受同学欺负，这些因素导致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态和情绪。

    我开始研究许多关于心理学和大脑构造的书，归纳了导致情绪波动的两个具体原因：我很恐惧，也很骄傲。本来，恐惧感会防止人们盲目而冲动地冒险和赌博，避免危及自己和他人。而骄傲则会减轻人们心中的矛盾感。可是，在我身上，这两种情绪过犹不及，加剧了我情绪的起伏。

    我决定加深自己与社会的接触。在离开北大附中后，我决定用一年的时间为自己建立一个课程：通过参加一系列活动，学会直面这两种情绪，提高自己的情商。

    首先，我参加了柔术课程，与人搏斗。我从小讨厌跟人打架，但这一次，我义无反顾地坚持上每一节课。整整三个月里，我每天都很痛苦，浑身是伤，万分尴尬。三个月后，我发现我的搏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惧怕失败，竟然还很享受失败的过程。我也很愿意与比我更强的人搏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水平。通过柔术，我从格外害怕失败、害怕承受痛苦，变得慢慢看淡输赢。

    第二个课程是讲笑话：每周，我会抽一两天到酒吧为陌生人讲笑话。因为我从小被同学歧视，一直很害怕被嘲笑，也讨厌别人批评我。在酒吧里我逼着自己学会自嘲——每天我站在舞台上，面对着台下的陌生人，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把很多最尴尬的事情说了出来。原本这一切都让我羞于启齿，痛苦不堪，现在我必须承认、接受它们的存在。慢慢地，我发现当我能从容面对生活的低谷与尴尬时，周围的人不但不会耻笑我，反而敬佩我！

    我还学习了其他更具挑战的事情：跳伞、烹饪和唱歌。当我逐渐扔掉包袱，坚持上到最后一节课时，我发现收获最大的正是自己。

    如今，我回到中国继续从事热爱的教育，在清华附中任校长助理，全新的我，带着过去一年深刻的感受与体会，积极地参与目前的工作，乐观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愉快地与新的伙伴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