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英在向记者讲述抗战故事。

　　本报记者　王昊男摄

　　开栏的话

　　70年过去了，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历史的创造者也随岁月流逝渐渐老去。但英雄不会被遗忘，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日起我们推出“致敬抗战老兵”栏目，听抗战老兵讲述他们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

　　人物简介：傅英，男，1923年6月出生，河北博野人，194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学术部原研究员。

　　1938年6月，傅英加入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同年8月，人民自卫军纳入晋察冀军区领导。1942年5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对我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傅英带领战友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两个月内激战多次，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昏迷战场，后被百姓营救。

　　傅英先后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我是穷孩子出身，打了几年日本鬼子，真谈不上有什么英雄事迹，就是个普通的兵。现在90多岁，身体还行，就是记性不太好。不过，有些事到死也不会忘。

　　小时候家里穷，起初参军就是为了吃饭，革命的理念是受了党的教育后才知道的，但打日本鬼子一直是我的心愿。当时，在晋察冀地区，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对老百姓百般蹂躏，我曾亲眼见过日本军人的兽行。他们将一个村围起来，从村民中找出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进行强奸。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被日本鬼子祸害了一遍又一遍，她凄惨的喊叫声至今犹在耳边。

　　1938年，我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后来纳入晋察冀军区领导。1942年5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对我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部队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我被任命为游击队长。为了保存实力，在实践中大家总结出了“敌进我进”的斗争策略，敌人进行扫荡时，部队就进入敌占区，这样“灯下黑”敌人不容易察觉。我们白天休整，晚上出去做宣传、组织抗日活动。为了行动方便，我们还把长枪的枪托锯掉，以便随身携带。

　　当时的对日斗争确实很艰苦，就武器装备来说，跟日军根本没法比。他们端的是“三八大盖”，我们有个“湖北造”或“水连珠”就不错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随着战争的继续，我们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武器也越来越多。最早的时候，他们一个小队就能打着我们一个团跑，后来我们一个中队跟他们一个中队打起来也不吃亏。这里面有武器装备的原因，也有士气的作用。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人心所向。

　　最过瘾的事就是烧炮楼。日本人为了加强控制，在华北地区强征劳工，大兴土木。当时有句俗话叫，“抬头是炮楼，迈步上公路。”但敌人能修，我们就能烧。不论是强攻，还是智取，每次把炮楼点着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为乡亲们报仇的快感。

　　战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打日本，很多人都参了军，冀中地区基本上每个村都有烈士。我们村有一个叫芦照龙的开明绅士，家里生活不错，为了抗日仅有的两个儿子全参了军，都在战斗中牺牲了。胜利后，老先生见了我含着眼泪说，你小子命真大，我两个儿子加起来都不如你命硬。我说，日本鬼子被打跑了，以后我给你当儿子。为了抗日，牺牲的战友真的太多了……

　　其实，这场战争不但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也同样给日本人民带去了不幸。记得在一次战斗中，几个日本兵被我们包围了，虽然他们拒不投降负隅顽抗，但最终还是被我们俘虏。经过了解，因为这场战争，他们在日本的家人生活也非常艰难，他们打心眼里不愿打仗。后来在说服教育下，他们幡然醒悟，参加了冈野进组织的“反战同盟”，给我们做翻译，还帮我们向日军喊话。

　　八年抗战，我们经历了太多，也失去了太多。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那段历史我们必须永远铭记。以前，每到清明、八一，我都会到八宝山或老家的烈士纪念碑祭奠战友，跟他们说说话。现在老了，走不动了，只能在心底默默遥祭。牺牲的战友，曾经的日子，至死不忘！

　　（本报记者 王昊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