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读来令人“想家”。

　　“家”虽然首先表现为某种具象的物质联结，但其实质却是对心灵秩序的良好安顿，所以人常说，家是心灵的港湾，家是人间的天堂。推而广之，国家也是家，它在政权设施之外，必须维护和锚定人心，如此方能保证自己作为共同体的存在质量。

　　恰恰在这个环节上，近代以来的主流国家想象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利维坦虽号称全权上帝，但在营造它的时候，霍布斯却让人最本真的生命情感从机械主义的神经网络当中溜走了，所以利维坦时刻既是生的瞬间，也预示着有朽和死亡。换句话说，一旦礼法的一般规则结构和个体的生命感觉脱节，随之而来的便是可怕的脱序：天子失德、诸侯失国、大夫失家，士则流离失所。再通俗一点讲，如果任由不安感四处流溢，那么国家的治理不说是失败，起码算不得成功。

　　霍布斯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在利维坦的构想过程中，与其说他回避或疏视了人的生命情感，不如说他淡然指出了现代世俗政治在源头上的难题，也即对人心的容纳、规训和安顿。而人本身的境况，用海德格尔的话来描述，就是心怀忧思的微小受造之物被无端抛入世界中，在众生喧嚣里孤独行走。群与己分裂至此，人事何为？热衷以日内瓦公民身份喊话的卢梭曾短暂站在了这一问题的命门之上，但他后来公民宗教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实在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同样等而下之。君不见，董子以来的汉代经学经社稷、序民人，讲求大经大法，竟不谈孔子的“礼之本”：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后世有些儒家将仁阐释为王道，谬之大也。师祖杨景凡指出，仁正是与王道、王权相对立的概念，是个体生命情感的复归。在现代政治风雨如晦的年代，此道幸而不孤。远在弗莱堡的海德格尔同样采取“撤回”（Schritt zurück）的立场，试图找回思想发生过程中的被遗忘者，探索希腊人的惊讶究竟为何。但和海德格尔战后的沉默相比，饱尝人事之难的杨景凡显然更懂得“行仁”重于“说仁”，愈是飘摇，愈是要“当仁，不让于师”。舍此，无以谈论为己之学，无以谈论心灵安顿，无以谈论“家”与“国家”。

　　每个人都有“寻找家园”的故事，有些乍听起来颇为悲惨，比如孔子，就曾经“累累如丧家之犬”。人生经历虽多但层次不分明的大家，我指高尔泰，笔下尽管多有“万树梨花一片香雪海”这样令人感动的鲜活文字，不过面对丧家犬的场景，想到的应该更多是政治受难者的单面形象。 杨景凡不同，他当过地下党和公安，也做过教授；曾受过冲击，也曾一手开创西政法史学科。和高尔泰相比，他经历虽更复杂，但也更戏剧、更广阔，他已经懂得不去恨，所以更能理解什么叫仁者爱人，以及知晓丧家犬的乡关究竟在何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并不只是政治哲学。孔子强调的，乃是共同的“北极”——它让生命意识突破孤寂与渺小之感；它讲述的，正是安顿心灵秩序的一种可能性。杨景凡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不恨，所以他干净，所以他浴乎雩的同时还能有所担当，甚至还能咏而归呢。不惧、不惑，杨景凡的心是宁静的。孔子若见了，必赞曰“可与言诗已矣！”

　　故事很多，不知不觉中已临在另一个开始。1998年12月，杨景凡这位赤子，带着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就要回“家”了。在这暮年孤帆远航的途中，迎候他的，竟是“艺术化人生的晨曦”。读到这里，飘在万米高空的我却仿佛正置身于八濛山上，为渠江所环抱，仿佛也听到了青山绿水的召唤：“赤心”归来！

　　我知道，此间的大地，江海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