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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应邀写下《岳阳楼记》,距今九百七十年。本月中旬,《十月》杂志社邀约数十位诗人在岳阳楼下参与群诵《岳阳楼记》,以纪念其问世九百七十年,并就“历史资源与当代新诗写作”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众声喧哗里,对《岳阳楼记》的重新体味与肯定,却是一致的声音。
《岳阳楼记》之前,岳阳楼上的诗文已然不少,唐人之诗尤盛。最著名的,有孟浩然的《临洞庭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还有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李白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和贾至的《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也至为精彩。诗歌史中堪称巅峰的唐代,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众多大诗人,都曾写下“岳阳楼”诗。
但最后,《岳阳楼记》这篇宋人的文章,却力压一众唐人诗歌,成了这座名楼塔顶的那颗明珠。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这篇文章真正赋予了岳阳楼一种精神。从此,岳阳楼与胸怀天下的忧乐精神不可分割、融为一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这座楼有了足以抗拒时间侵蚀的巨大魅力。从此,岳阳楼的诗中,忧乐之情常有。
当然,这只能说明文章里有精神是多么重要。但它为什么重要呢?离岳阳楼不远、属于洞庭湖水系的汨罗江或许可以给一种答案。前人有观点认为,屈原所在的楚国没能统一中国,但以他的创作为代表的楚辞,却“统一”了中国,不仅在文体上,更在精神上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汨罗江畔的屈子祠里,有董必武所撰联“旨远辞高,同风雅并体;行廉志洁,与日月齐光”,或许正可以用来为这种精神点睛。
文章之不朽,大概多要仰赖于这精神吧。从“哀民生之多艰”的《离骚》,到先忧后乐的《岳阳楼记》,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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