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即将取得硕士学位的大学生，如果你问我人生是否有意义，我会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的回答。毕竟，前有长达18年的寒窗苦读，后有步入社会之后对大展宏图的期待，怎么能说我的人生没有意义呢？我刚刚听到“空心病”的时候，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那些认为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的人，大概需要心理治疗吧？

　　然而，当我追问自己“这样的人生就算是有意义吗”时，却发现“空心病”离我并不遥远。我很难回答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有意义，而我又为何如此笃定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相比之下，那些被称作患有“空心病”的同龄人倒是多了一些反思精神，跳出了“人生必然有意义”的框框。他们在更深层次上，思考到了我之前未曾思考的问题，我想我没资格去批评他们什么。

　　是的，我写这篇文章，绝不是要去指责任何人，而要从我自己出发，去反思我们既有的意义与价值体系。

　　在传统观念里，人生意义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层次由低及高。实现这些意义的主要方法是读书治学，进而成家立业。以读书为主业的大学生，自然被认为是社会价值的主要载体。一个大学生的人生意义，不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将他送进大学的家人，乃至于整个社会。在这种压力作用下，任何一个大学生都不被允许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意义。

　　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将特定意义强加给年轻一代的观念，造就了所谓的“空心病”，造就了一批迷茫、困惑的大学生。他们不愿被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同化，认为外界寄托在他们身上的期望，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他们不希望人生价值被教育锁定，也不想按照家人和社会的期许走上某种既定道路。他们就想在青春岁月里晃荡、探索，然后做真正吸引自己的事情，并将之视为人生价值的航标。这件事也许是某项不为主流社会认可的特殊事业，也可能是针对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又或者是对某种感情的炽烈追求。总之，真正给他们的人生赋予意义的事，和社会对他们的期待有所出入。

　　遗憾的是，社会往往将这样的人视为异类甚至负担，对他们作出了“有罪”判决。他们的家人、朋友也会努力把他们拖回人生“正道”。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能屈服，但是，这种屈服却不能改变内心的愿景，因此他们被撕裂了。他们心有不甘，时刻处于困惑和迷茫中，在别人问起来的时候，无奈地回答一句：“我不知道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这不是因为他们病了，而是因为社会容不下他们，而太习惯将那些不容于主流价值的人，称作病人。

　　这样的社会状况在我国台湾地区同样存在。我的一位台湾朋友S君，自小擅长学习，考试能力突出，一路念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顶尖名校。名校生的身份却困扰着他，因为他的梦想是成为记者。但是，在台湾，记者薪酬极低，即便名校硕士的薪酬也低于当地平均工资；社会声誉也不太好，很多人提起记者，就会想起电视上没完没了的娱乐八卦。因此，家里人都不支持他的梦想，每当家人问起他要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含糊其辞。他因此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感到迷茫。在我看来，他绝对不是一个应该被谴责的“空心人”，对他而言，人生意义的答案近在咫尺。只是，一道无形枷锁将他困住了，把他逼成了一个“病人”。这道枷锁就是僵化的价值评价体系和社会给予他的压力。

　　相比S君，我从未有过这种挣扎。虽然我也希望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但在大陆，记者的待遇没有那么差。我得以把社会赋予我的人生意义和我心中对人生意义的答案合为一体，欣然地和这个社会结成了一个价值观上的共同体，成了一个符合期待的“健康人”。然而，这仅仅因为我比较幸运而已。我和他明明拥有一样的理想和愿景，却因为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

　　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没有资格谴责那些所谓的“病人”，因为我们未必有什么本质不同。有朝一日，如果每个年轻人都无需顾忌社会压力与偏见，可以自由选择人生道路，那自然不会有那么多人因理想与现实撕裂而陷入迷茫。

　　医生治疗病人时绝对不能只看外在症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找到“病灶”。一些大学生找不到人生意义，只是社会疾病的“外在症状”，改变社会对年轻人的过分期待与僵化的价值评价，才是对“空心病”最好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