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乱作为”是过去官风不正的主要矛盾，那么在某些干部中，“不作为”则成为当前的主要倾向，所以庙堂之高，怒斥“为官不为”，舆论之间，则是重炮猛轰“不作为”。在一些地方，“不作为”、躺倒不干、撂下不管，确实成为一些官员对于反腐纠风的“软反弹”、对于八项规定的“硬抵制”。

　　这种“不作为”，一是反腐之下，从过去的“拿了好处乱办事”，转到今天的“不拿也不干、不喝也不办”，靠权寻租的“钓鱼执政”，演变为有权不行的“推脱渎职”，基层办事反而愈加无门，企业求助反而摸不到头。二是纠风一来，唉叹“官不聊生”，腹诽“谁还愿干”，精神萎靡，状态低落，更何论“那么一股劲”？他的“肥缺”干惯了，现在要回复“清白、清淡”甚至“清贫”那样一种正常的“官本位”，怎么也提不起神，只好一个“混”字。

　　这是“不作为”的一种来由。但造成比较普遍的“不作为”，更多的恐怕还有一个“怕”字。有的官员也想“干”，但是思想负担过重、后顾之忧甚多，有的干部面对“百事待举”、矛盾积累，确也忧心如焚，但一要作为，就畏首畏尾，不免缩手缩脚。

　　比如说改革进入攻坚期，碰体制就会有“试错”，动格局就要冒风险。但是“宽容失败、善待创新”的风气并没有形成，保护“大胆试大胆闯”的政策也远没有落实，甚至在新形势下，有的地方还将改革的失误与“以权谋私”天然地绑在一起，把“干事”的失败与“干净”的与否必然地联系起来。比如你要搞重组，要与体制外打交道，你要搞混合所有制，要与民企有来往，就先疑你三分甚至来一个“猫腻推定”。你改革有失误么？就可能遭到怀疑甚至“倒查”，你的“作为”有点“冒”么？就可能“动辄得咎”——有人说，“动辄得咎”应成“新常态”，这话真有几分道理吗？

　　又比如发展仍然应是“硬道理”吧？但现在的发展不可能你好我好，有时还会要动既得利益的奶酪。我们固然应当依法推进发展，应当尽可能地兼顾各阶层的现实利益，但如果把发展一概错看成一种“政绩工程”，把干部抓发展归作于一种“原罪”，一项动迁措施一来，网络就铺天盖地猛轰，一个建设项目落地，舆论就不分青红皂白抵制，甚至将主事者给以“曝光”搜以“人肉”，这另一种“动辄得咎”，同样成为一些官员因为一个“怕”字而不敢作为的社会原因。

　　我们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句老话不知还对不对，但至少对于广大的基层干部，是应当爱护、珍惜和支持的。他们是政权的基石，是百姓的守护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个眼”，他们身处矛盾第一线，往往事无巨细、寝食不安，不能因为要“拍”，就把他们多看成“苍蝇”。作为组织，既要严格管理好基层干部，又要热忱关心他们，比如说他几天连轴转累了，开会打个瞌睡，能不能不要过于苛求过度处分？他吃两个苹果，固然不对，但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教育甚至训戒，不一定要广为通报吧？我们的舆论，对于基层干部是否也不要过份苛责，更不要一棍子打死，比如他因为血糖低，上班时磕了几颗瓜子，办公桌上放了一点零食，或者自费合伙吃了一盘家养的娃娃鱼，有必要汹涌澎湃地斥责嘲讽吗？

　　任何一种“不作为”都要反对，而论其成因，如果不讲一分为二，恐怕也难以对症下药地解决这个当前的“主要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