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翰唯恐落后的危机感至今没有停歇……在一次演讲中，他巧妙地拆分了“制造”这个英文单词，Made（制造）由manufacture（制造）和design（设计）构成，“Made in China应该是制造和创新的融合，应该译为中国创造。”

　　那一幕至今难忘：1999年10月1日下午，刚刚回国的邓中翰，与创业伙伴们在长城合影留念，邓中翰的表情有些沉重。就在当天上午，他作为在硅谷创业成功的留学生代表，受邀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观礼，看到一辆辆承载国家发展硕果的彩车驶过，心中充满愧疚，“我在硅谷做了那么多芯片，却没有一枚属于中国！”

　　两星期后，照片上的4个年轻人带着自己的“中国梦”，在中关村创立中星微电子公司。两年后，中国第一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芯片“星光一号”诞生并迅速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紧接着，“星光二号”、“星光三号”……“中国芯”家族越来越星光熠熠。

　　“我要把分分秒秒用起来”

　　1992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的邓中翰踏上了海外求学道路，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

　　学校物理系图书馆里的一段话，让他选择终日与书本、实验为伍。这段话出自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1883年他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做的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中提到：“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是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那段话让我觉得屈辱……”邓中翰被这段话狠狠砸中，挫败感很快演变为紧迫感和动力：要让中国站在世界科技的最高峰。

　　“每天基本上只睡4个小时。”在伯克利的这段时光，他拿下3个学位：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和物理学硕士，是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毕业生。

　　“面对摆在面前的机会，我要把分分秒秒用起来，学到最核心的技术，探究什么能促使一个国家强大。”他的真诚和决心感动了伯克利分校的华人校长田长霖，一手免除他攻读3个学位的学费，“后来回国创业，田校长将此生唯一一笔投资注入中星微。”

　　“每点成绩都在实现‘中国梦’”

　　中星微的初创期是蜷在北土城的一间地下室度过的。虽然通过与各部门的努力协调，中星微拿到国家有史以来注入的第一笔风险投资，邓中翰却坚持“财政的钱要省着花”。

　　邓中翰认为艰苦的环境是一个很好的“人才过滤器”。在最缺钱的时候，邓中翰团队甚至集体拿出个人资产去银行抵押贷款。

　　对邓中翰团队来说，最难的是让中国芯走向世界。2001年星光一号诞生后，为打开国际市场，邓中翰决心啃下索尼这个电子行业的领头羊。他带了两个人一起奔赴日本，“与索尼公司约了1个小时的洽谈，可最后给我们的却只有5分钟。”走出索尼公司大门的那一刻，邓中翰说了句施瓦辛格电影中的台词：“I’ll be back!”（我会回来）。4年后，经历与索尼公司数百次的谈判，邓中翰终能说出“I’m back”。2005年，中星微在索尼笔记本电脑中成功嵌入自主芯片。目前全球电脑摄像头中，每10个至少有6个采用 “星光”芯片。“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实现了八大核心技术突破，申请了该领域2500多项国内外技术专利，并获得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留学生能带回的不仅是知识和技术，还有国际市场经验。”邓中翰认为。2005年，中星微成为首家在纳斯达克挂牌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政府当年的风投资金增值几十倍。

　　“回国后，我们的每点进步都属于‘中国芯’，每点成绩都在实现‘中国梦’。”邓中翰说。

　　“小本上又有了待勾画的新条目”

　　国庆60周年庆典上，回国10年的邓中翰站在彩车上，代表“星光中国芯工程”接受祖国检阅，“觉得很幸福”。“我有个小本子，刚回国创业的时候，本子上写索尼、三星、飞利浦……将我们的芯片技术打入这些巨头，是我当时的梦想，现在这些条目后面已被我画上了勾。”这回上面写满了国家各个领域的信息系统，智能交通、公共安全……“我希望今后国家每个领域的信息系统都换上‘中国芯’”。

　　11月6日发生在山西太原的爆炸案告破后，邓中翰收到来自太原市公安局的锦旗。近几年，他牵头制定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数字音视频编解码（SVAC）国家标准，并研制出相关核心芯片和设备，广泛用于“平安城市”、“天网工程”建设。

　　制造大国怎样向创造大国迈进？“供和需两个翅膀要同时起飞，不仅要依靠更多的科技投入，更需要我们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制定技术标准，发展市场需求，健全市场机制。”邓中翰觉得，今天他离自己的“中国梦”前所未有地近，而责任也是前所未有地重。

    (赵展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