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中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森的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此书向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发出了警报，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而在大洋彼岸，中国学者陈子元也开始关注卡森所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且着手研究应对办法——当卡森提出农药污染将对人类造成危害时，陈子元等已利用同位素示踪技术开始对农药残留问题进行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农药的广泛应用虽然减轻了病虫害造成的损失，使粮食增产，但大量使用农药也导致农作物产品的污染，农药残留导致人畜中毒事件时有发生。70年代初，浙江金华就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有机砷“稻脚青”使用过量导致的人畜中毒事件。

　　如何减少农药污染？使用农药必须要有安全标准。而要制订标准，就必须搞清楚农药在作物体及周边环境中的动态、数量、质量的变化。

　　此时，陈子元将研究方向定位于将同位素技术应用到农业科学和环境科学上，这正形成了我国核农学研究领域的重点。

　　要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就必须对农药从农作物生长、收获、储存到进入人体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而要跟踪全过程，就必须给农药做上标记，这就像给汽车装上GPS定位仪器才能进行卫星定位跟踪一样，农药有了标记才能在跟踪中辨析。

　　自此，陈子元开始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的合成研究。

　　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陈子元成为我国最早把同位素应用于农药残留研究的专家。

　　孙锦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反射化学专业，随后成为陈子元的助手，开始了标记农药的合成研究。

　　“陈老师是我国将核技术用到农药研究上的第一人。”孙锦荷说，“1963年，为了搞清农药在茶叶中的残留，陈老师带着我骑自行车从华家池到杭州转塘的中国茶叶研究所，骑车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碳-14标记化合物就放在自行车上，这是放射性物质啊，不允许随身携带的！但当时实在是没有条件。”

　　孙锦荷回忆，当时国内没有标记农药，向国外买又没有外汇，只好自己合成。合成就是将标记核素引入到农药的分子中，农药因为有了标记核素做标识，流到哪里都能跟踪。陈子元带着他们设计标记农药的合成路线，如有机硫农药的合成就要在硫酸钠中有硫-35核素开始，使农药分子含硫-35才可以用示踪技术跟踪。但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将放射性核素与农药分子合成时，每一步反应都要详细记录，温度、压力、比例反复试验，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大家非常焦急，陈子元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一起寻找原因。

　　“会不会是试剂有问题？”陈子元提出疑义。当试剂重新蒸馏后发现沸点不对，确是试剂有问题，调换了试剂，合成成功了。

　　当时，农药残留问题还没有引起国内重视，研究还未得到国家以及相关部委的支持，难以立项。尽管如此，陈子元也一直没有停止脚步。

　　“文革”开始了，造反、批斗、政治学习，试验工作被迫停下。1967年，陈子元被首批解放，他买了英文、德文、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每逢开会学习就拿出来读，借此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形势稍稍缓和，陈子元就恢复研究。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和同事硬是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对多种常用农药在水稻、棉花、桑、茶、中药材上的吸收、残留、转移、消失和分解的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农作物农药残留量的多少与施药的数量、次数、时期、方式等有关。

　　研究在艰难中前行，但是成果何时才能应用于实际呢？前路茫茫，征途遥遥，中国核农学研究者苦苦翘盼。

　　1972年6月的一天，浙江农大接到农业部电话，内容是命陈子元火速赶赴北京接受任务。

　　北京西长安街农业部大楼，陈子元见到了当时的农业部科教司司长臧成效。

　　原来，中国一批农副产品出口欧洲，在当地海关被检测出农药残留量超标而被退回。这已经不是中国农副产品第一次被退回或销毁了。被退回出口产品不但造成了国家的损失，还要向外国赔偿，同时产品被退回的事实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声誉。为此，有关领导指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情继续发生。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农药公害问题越来越严重。据统计，仅六六六、滴滴涕两种有机氯农药污染粮食就达250亿千克，被污染农田达2亿亩。特别是有机氯杀虫剂六六六使用范围广，在土壤中难以分解，残留期较长，污染非常普遍，农畜产品有1/3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问题非常严重。

　　农药残留是不当使用农药造成的，而原因是农民缺乏农药安全使用知识。可是，当时我国还没有一个农药安全使用的标准。因此，农业部决定，立即制订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谁来担此重任？农业部在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寻觅时发现，陈子元已在核农学领域多年从事农药残留问题研究，于是立即电召他进京。

　　1973年初，全国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课题正式下达，这是一个需要全国农业及有关系统科研人员协作的大课题，农业部决定由陈子元总负责，统领全国有关科研机构协同作战。

　　中国攻克农药残留问题的大旗竖起，全国43个单位100多位科技人员云集在陈子元麾下，一场攻克农药残留问题的战役拉开了序幕。

　　邹先定回忆，陈子元在研究中引入动力学过程的概念，运用同位素示踪技术与动力学结合的示踪动力学理论和方法，以众多的试验参数建立起数学模型，用来研究农药及其他农用化学物质在生态环境中的去向与运动规律，使农药和农用化学物质与生态环境的单因子的、静态的关系变为复因子的、动态的关系，使定性关系变为定量关系。这一方法为我国农药安全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整整6年，陈子元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协调各方，戮力同心，课题组共编制出29种农药与19种作物组合的69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1978年，该项目荣获全国科学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奖，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陈子元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并被授予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

　　1979年，我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草案编制完成。1984年，国家正式颁布，这部农药国标一直沿用至今。

　　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顾问委员会第一个中国科学家

　　1985年9月10日，一封国际邮件出现在了陈子元的案头。信是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汉斯·布吕克斯写来的。信中说，陈子元已被聘为国际原子能机构顾问委员会委员。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于1957年，是联合国所属的独立机构，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其宗旨是通过技术合作和援助，促进核能和平利用。中国于1984年加入该组织。1985年，该机构向中国发出邀请，请中国派出一名在原子能和平利用上作出贡献的科学家担任顾问。总干事顾问委员会共由德、英、法、美、苏等国的16位核科学家组成。

　　陈子元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顾问委员会任职的科学家。

　　那时，陈子元创立的同位素实验室已经发展为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他的研究也从农药残留扩展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陈子元的研究在深入，他采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法和气相色谱等测量技术，研究农药在生态环境中的动态和变化规律。他主持并组织有关院、所承担了农业部的“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等重点项目，摸清了几种取代六六六的新农药在农业生态环境系统中的运动、变化规律，为开发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新农药、新剂型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安全性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

　　陈子元告诉记者，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安全作出贡献。沿着这个方向，他们的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学科迅猛发展，浙江农业大学生物物理专业成为国家级生物物理重点学科和博士后流动站学科点，被农业部定为核农学重点开放实验室，后被批准为核技术及应用的博士学位授予点。

　　陈子元带领核农所致力于植物诱变遗传与分子改良、同位素示踪与分子标记、应用分子生物物理、辐照工艺及加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在中国核农学领域，陈子元卓然特立，成就誉及海外，联合国一官员评价：“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核技术农业应用上有如此庞大的队伍和完整的研究体系，有如此的研究成果。”

　　1985年12月4日至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召开顾问委员会会议，陈子元在会上作了原子能在中国农业上利用的报告。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在该委员会上宣讲中国核技术和平利用所取得的成就。

　　1988年4月，中国原子能农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陈子元当选为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