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能力做二三十米口径的巨型望远镜。”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间隙，中科院院士崔向群为人们描述着中国大望远镜的未来。

　　从大学毕业要求改分配到边远山区，到努力考上“文革”后首批研究生；从放弃欧洲南方天文台工作回国当LAMOST项目“敢死队长”，到发起南极冰穹 A天文观测，崔向群把为国奉献作为一种单纯的坚持，将毕生才华献给了中国科学事业。

　　 学有所用：哪里用得上，就到哪里去

　　年过六旬的崔向群没想到，当年爱看《十万个为什么》的小姑娘，会“磨”一辈子镜子。

　　1975年，24岁的崔向群从华东工程学院光学仪器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飞机制造厂。

　　为了学有所用，她把目光投向了大茅山深山沟里的军用光学仪器厂，坚持要求改分配。

　　飞机厂在省会，不少大学生做梦都想分在那儿，而那个光学仪器厂，从南昌出发要走三天，乘一趟火车倒两趟汽车。厂干部看到年轻姑娘分来很惊讶，但崔向群说：“好多同龄人上学的机会都没有，我学到东西不能不用。”

　　到了军工厂，崔向群只在车间里做一名普通工人。但这没有打消她学以致用的信念：修磨透镜工人的手总被卡出道道印痕，她就设计了一种手持夹具；高速抛光机因无人会用被闲置一旁，她就自学工艺把机器用于批量透镜磨制……

　　“我在厂里做了些有益的尝试。”崔向群说，在工厂的三年虽然辛苦，却锻炼了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977年，崔向群听到国家恢复招考研究生的消息，兴奋得一口气骑40里崎岖山路单车到县城报名。那是“文革”后第一次招考研究生，中科院南京天文仪器厂天文光学专业只招8个人却有120多人报名，崔向群把三个志愿都填了这个专业。1978年，崔向群正式走进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了新的人生——从事天文光学望远镜研究。

　　 毅然回国：LAMOST项目的“敢死队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各国都投巨资对天文设备进行“巨型化换代”。我国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和苏定强提出开展大规模光谱巡天的设想。建造创新的大口径兼备大视场的天文望远镜成为突破口，这一希望被寄托在崔向群身上。

　　1993年，远在德国的崔向群收到导师苏定强来信，表示希望她回国参加LAMOST（大视场光谱巡天望远镜项目，又称郭守敬望远镜）研发。欧洲南方天文台得知消息一再挽留；慕尼黑的朋友也劝她为了孩子的学业留在国外……崔向群谢绝了所有挽留，在1994年初回国。

　　在国内一家三口挤5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工资一下降至原来的40分之一。面对落差，崔向群对美国《科学》杂志记者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

　　天文望远镜口径越大看得越深远，视场越大看到的天体越多。当时国际上最大口径的大视场望远镜是澳洲的3.9米口径2度视场望远镜，配有400根光纤；配备光纤数最多的是美国的2.5米口径3度视场斯隆巡天望远镜，配有640根光纤。而中国的LAMOST要做成最大光学镜面6米多，视场5度，并配备4000根光纤的望远镜。不少国内外同行都觉得做不出来，苏定强院士说，“搞LA-MOST需要敢死队”，崔向群硬是接下了“敢死队长”的任务。

　　研制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泼冷水。崔向群既要当“滤波器”稳定军心，又要当“推进器”鼓舞干劲。繁重的工作让她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并伴有高血压，而她仍然通宵达旦地忙碌，还经常介绍“经验”：困了喝咖啡，睡不着吃安定。

　　一切辛劳化为单纯的坚持，崔向群的坚持有了回报。2008年10月，LAMOST项目落成；2013年9月，LAMOST正式巡天一年加上先导巡天观测共发布200多万条恒星光谱，超过有史以来全世界观测到的恒星光谱数量总和。LAMOST的成功给天文界带来“超强地震”。

　　 不改初心：奉献科学没有止境

　　通过光谱巡天获得大量天体的物理、化学性质，研究宇宙的结构和演化，是天文研究的重要工作。如果LAMOST放到更理想的观测台址，成果会更惊人。南极冰穹A是地面最好的天文观测台址，崔向群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在南极的天文观测进展。

　　2005年，崔向群和天文学家王力帆共同发起南极冰穹A天文观测和天文望远镜研制的建议。次年12月，中国南极天文中心正式成立，崔向群领导的团队仅用10个月就完成了南极光学望远镜阵CSTAR的研制，并在南极成功连续运行了3年，记录和传回了大量南极点附近天区的星图，获得了重要的天文台址信息。

　　类似的探索仍在继续，目前，崔向群正在参与建设“十二五”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南极天文台，并积极准备开展20-30米级极大光学/红外望远镜方案和关键技术的预研究。

　　“我希望学到老、干到老，为科学贡献更多力量。”崔向群说，年轻时求知报国是很单纯的坚持；现在依然不改初心，学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记者 王珏玢 杨绍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