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地质

　　多吉与地质勘探的交集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彼时，未满20岁的他成为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的一名电影队放映员。

　　加查，藏语意为“汉盐”。相传文成公主路过此地时，把一块盐放在一个洞里，从此洞里就流出了盐水。该县位于藏南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境内高峰林立、河流纵横。

　　1951年，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地质工作者到西藏开展地质考察工作，但直到“文革”前，西藏仍然没有正式正规的地质勘探队。为了摸清西藏的矿产资源分布储量以及地质环境，国家开始在西藏招收学生就读地质学院，培养西藏当地的地质勘探人才。

　　由于山南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地貌丰富，多吉得以接触到当时前去西藏考察的内地科考队。他回忆：“队员中有研究水文、地质还有植物的。他们研究山为什么高、沟为什么深，他们说各种岩石形成的经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974年，会讲汉语，读过点儿书的多吉被组织选中，作为工农兵学员和另外20余名藏族年轻人就读成都地质学院，学习区域地质调查及矿产普查专业。但尽管机会难得，多吉并不想读这个名字念起来都有些不利索的专业，喜欢研究水的他一心想要转去水文系，未果。不过，四年后，多吉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地矿厅地热地质大队当技术员，“地热是以温泉的形式表现，我还是研究了与水相关的东西，这就是缘分。

　　也许正如他所说的缘分，在多吉的地质勘探生涯中总能找到前后呼应的桥段——就像当初科考队让他感受到地质学的魅力，后来来自其他省份的同事的认真与坚持对他影响至深。

　　在一次课题合作中，多吉接触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他记得当时郑绵平不慎从马背上摔落，腰部受伤。但郑绵平跟队员们装作没什么事儿的样子，坚持在野外考察，“回去以后就动弹不了，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遇到天气不好总会复发。”

　　他至今仍记得当年分队队长刘连捷给他的帮助。

　　刘连捷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地质学老教师，河北唐山人。多吉进入分队时，他已进藏十载，年近半百，是多吉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汉族老师。刘连捷对学生十分严格，教完即让学生作图，只纠正一次错误，如再发现有类似的问题，就把图纸撕掉，要求重画。

　　“这样的方式非常有用，后来我们到野外去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做，既高效又准确。我们在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也都是他教的，遇到这样的老师很幸运。”多吉说。

　　“只想做个普通工程师”

　　多吉所在的勘探小队是先遣队，角色类似侦察兵，即在前期寻找地质线索，一般3月份出山，9、10月份回去。常常是四五个人在海拔四五千米左右的高山上安营扎寨六七个月，食物是出发前准备好的腊肉、萝卜以及土豆，目之所及不见牧民，难觅牦牛。

　　多吉觉得这种寻找令他无比亲近大自然，加之年轻的时候充满好奇，感觉一切探索都很有趣。“天蒙蒙亮就出发，不停地走，不停地观察，一边制图一边记录。寻得一个线索就不断地追踪，走到太阳快落山，回到营帐有时是三更半夜，都不知道早上走了多远。”他说，“我们出发的时候都是怀着希望，晚上回去的时候，不管怎么说都会找到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回去后，大家吃完饭就整理资料，然后睡觉，大部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他以一句“这是地质工作常有的事”轻巧地带过艰辛甚至惊心动魄的经历：泥石流，在日喀则遭遇山体滑坡，雪盲，趟水过河时多次不期而遇大幅度涨水。他说可能是因为生长在西藏，相对熟悉地形，一线勘探多年，没有受过伤。

　　他是大自然的探索者，亦是朝圣者。

　　“我喜欢走，喜欢走到大自然中去。我想大自然是慷慨的，但慷慨是有原则的。如果你认真地去对待，你想得到的资料、数据以及你想解决问题的答案，大自然都会告诉你。”他说。

　　2001年11月，多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8月，他出任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副厅级），自治区科协副主席。至此，多吉逐渐退出一线勘探工作。2011年，他出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

　　“其实最初学地质的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多吉告诉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