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3”课题组的“光杆司令”

　　越南战争中，1964年，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高出4~5倍，更是天文数字。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发病率高达50％。美国也在寻找有效药，但欲速不达。

　　时光倒转到1969年，正是“文革”的第三个年头。直属于卫生部的中医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是“文革”的重灾区。大字报贴满全院各个角落，科研几近停止状态。

　　然而，这一年的1月21日，助理研究员屠呦呦迎来了她科研人生的重要转折。

　　这一天，中医研究院来了两个神秘的人，一高一矮，一位穿军装，一位穿便装。他们自称是中央“523”办公室的人。这是一个素未听闻的全国大协作的疟疾科研项目——“523”为其秘密代号。

　　疟疾，中国民间俗称“打摆子”，在今天的中国已基本绝迹。疟疾病人发起病来如坠冰窟，颤抖不止，冷感消失以后，面色转红，发绀消失，体温迅速上升，通常发冷越显著，体温就愈高，可达40℃以上。高热患者痛苦难忍。有的辗转不安，呻吟不止；有的谵妄，甚至抽搐或不省人事；有的剧烈头痛、顽固呕吐；患者面赤、气促；通常持续2～6小时，个别达10余小时。症状呈间歇性，死亡率极高。

　　当时正是越南战争时期。据河内卫生局统计，越南人民军1961~1968年伤病员比例，除1968年第一季度伤员多于病员外，其他时间都是疟疾病员远远超过伤员；抗美援越的中国高炮部队也深受其害，据说减员达40%。再据美军有关资料表明，在越南战争中，1964年，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高出4~5倍，更是天文数字。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发病率高达50％。美国也在寻找有效药，但欲速不达。

　　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了解这个情况后，心急如焚，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派特使秘密到北京，请求中方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

　　1967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了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全国协作会议，组织60多家科研单位通力攻关，并制定了三年科研规划。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被定性为一项援外战备的紧急军工项目，以5月23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一直沿用下来。

　　“523”办公室的领导走后，院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拉下窗帘，按照“523”办公室的要求——“谁能担当大任？”对本院科技人员逐一进行筛选，3个小时过去了，颇让中医研究院领导们有些犯难。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当时的中医研究院，科研工作几近全面停顿，经验丰富的老专家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劳教，有的“靠边站”，政治上不能委以重任。

　　他们反复筛选，最后有一人浮出水面——37岁的屠呦呦。她有两大优势：一是性格认真执拗，虽然职称尚是助理研究员，但来到中药所已14年，中西医贯通，基础扎实。二是她年富力强，正致力于研究从植物中提取有效化学成分，已经步入中药所研究第二梯队人选。

　　以当时中药所的现状，屠呦呦正是最合适的人选。自20多岁便与屠呦呦共事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所长姜廷良回忆说，将重任委以屠呦呦，在于她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

　　当晚，领导找她交代任务，屠呦呦爽快地应允了。她问：还有什么人？领导告诉她：暂且你一人，其他人后定。

　　从此，人们便看到她像一个陀螺开始旋转起来。中药所里、资料室里、图书馆里、老中医的家里，多了个疯狂翻阅历代医籍，甚至连一封封群众来信都一定要打开看看的忙碌身影。

　　说是课题组，在最初的阶段，屠呦呦“光杆司令”一个，只有她一个人孤独地踏上了尝百草的寻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