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数万公里，带着1.5吨器械，到达南极洲海拔最高的科考站昆仑站，90后小伙潘曜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做了最基础的科研工作。

　　与许多在校学生不同，他把自己的研究扎到坚实的大地上，甚至扎到冰盖200米以下，他在给南极“做CT”。

　　7月18日，潘曜从南极回国后的第一个科研成果“中山站至昆仑站南极冰盖下200米内部结构”进入收尾阶段。

　　1992年出生的潘曜是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的研究生。独生子的他从小没受过苦。然而，从大四时立志“南极一游”后，他便开始“自找苦吃”。

　　为了适应南极恶劣环境，潘曜开始锻炼体能。“400米跑道，跑10圈，3年风雨无阻。”同时，他拜入太原理工大学极地科考专家窦银科教授门下，做好知识储备。

　　机会终于在2015年4月降临。窦银科为太原理工大学争取到一名南极科考名额。潘曜通过一系列测试后，从60名预选人员中脱颖而出。

　　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潘曜参加了中国第32次南极考察队，成为其中最年轻的队员。

　　南极一游，并不轻松，特别是在头顶暴风雪、脚下冰裂隙、身受零下40摄氏度低温的恶劣环境中向南极最高点进发的时候。

　　潘曜的工作由此开始。冰物质过程监测系统的主体是个一层楼高的铁架子。“组装铁架子时，一些小螺丝戴着厚厚的手套根本对不准螺丝孔，必须裸手装，但气温太低，手指头一碰到铁螺丝就粘住了。”潘曜笑着说，“装一台设备粘掉一层皮，有时甚至手指甲也碰掉了。”

　　器械大多笨重。比如探冰雷达仅电池就有200斤，潘曜每天得倒腾两回，经常累得大口喘气。“南极空气太干燥了，我张开嘴，连想咽的口水都没有。”

　　在南极洲内陆的55天里，潘曜最终把科研器械安置到从中山站到昆仑站1300公里的沿线一带。“这些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多项数据，就像给南极做CT一样。”潘曜说。

　　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装设备，一个洞一个洞地凿窟窿，南极的辛苦换来的是冰盖200米下的第一手精准数据。在太原理工大学看到潘曜时，他正在处理这些从南极传回的实时数据。

　　“以前冰川研究大多基于外国公开的卫星监测数据，误差较大。以冰川厚度为例，误差甚至达到几米，远大于南极冰川每年1.5米至2米的变量。”窦银科教授感慨地说，潘曜在南极留下的科研设备可以把这个误差缩小到厘米级别。

　　然而，极地监测设备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南极内陆测试，研发成功后又难于大面积推广，市场回报率极低，因而一直是科研冷门。

　　如今，潘曜和导师正在整理分析从南极所获取的各项数据，研究南极过去4万年冰雪累积的变化过程，为推演未来南极冰盖运动与气候变化提供理论依据。

　　（据新华社 文·王井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