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国外留学的她和华罗庚等科学家同乘“将军号”海轮回国，张丽珠参与建立了北医三院，创立了医院的妇产科，见证了生殖医学中心从原来只有50平方米、两间小屋大小的试管婴儿室发展成了今天2500平方米独栋楼的规模。

　　试管婴儿项目刚开始，研究小组就挤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实验空间，连显微镜也没有，很多仪器、器皿都是张丽珠出国交流时买回来的，严重匮乏。没有恒温箱，就把试管放到保温瓶里，从五楼下到一楼，再一路小跑穿过操场，送到解剖楼的二层。买不到培养液，只能自己在实验室摸索配制。

　　取卵用的穿刺针本该是一次性的，却不得不反复使用，难免变钝，张丽珠为了让针头“恢复原样”，找到钟表匠磨针头。在同事眼里，张丽珠“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即使是刚到北京时，张丽珠人生地不熟，也是什么事都冲在最前面。很多人怕担责任，总要等她来做手术最关键的部分。不管是大出血还是别的什么疑难杂症，她都敢动手做。“文革”下放农村时，面对难产的母猪她也毫无惧色。

　　做出了大陆首个试管婴儿，老太太没有功成身退。到了1989年底，她又在原有基础上开创出了B超下一根针取卵，使临床妊娠率从早期的6.4％上升至32％，活婴率达到20％，一下子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6岁那年，张丽珠终于“名义上”退休了。可她还坚持出门诊，直到80多岁，周末都不休息。她每天很早就来到医院，遇到雨雪天气，科室就会让年轻人赶到她家，搀扶她坐班车。

　　她总会随身带着论文、书稿和期刊。很多人想方设法只为求得她的一张专家号，学生们会从各地打来电话来请教妇产科的问题，办公桌上的信件更是堆满又清理了无数次，永远都回复不完。在助手的眼中，她从技术的权威性，到个人的体力、工作的热情，“一点没觉得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

　　徒弟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严厉。每次张丽珠查房，护士和医师都会特别紧张，因为她无法忍受医生手拿病例照本宣科。曾有人忍不住给她写信，“您的严格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

　　只有在工作之外，这个孕育了许多生命的“母亲”，才会显出慈母的模样。她的研究生刘平剖腹产时，张丽珠早早地就坐到手术室，看到手术过程中的疏漏之处，会不留情面地批评。刘平的儿子骨折住院，张丽珠和丈夫一声招呼也不打就来看望。

　　张丽珠常常被自己诊疗过或是接生的人认出，激动地握手、鞠躬，节假日家里也总会有人拜访。很多人亲切地喊她妈妈或是奶奶，并在她的影响下进入了医疗行业，唯有亲生儿女有些怨言。儿子出生满月后张丽珠就去上班了，女儿也没能吃上一口母乳。女儿曾有一篇作文获奖，题目是《妈妈晚上又被叫出去抢救病人》。想起这些，张丽珠总会感慨自己母亲当得不像样，遗憾“没享受到许多天伦之乐”。

　　但是，张丽珠并没有后悔，直到80多岁，她还记得自己做实习大夫时，在深夜被人叫醒。从宿舍到抢救室，她一路小跑，穿过了好几个庭院，伸手不见五指，也顾不上害怕。

　　在她晚年写的集子《我的医教人生》中，她写道：“我初步意识到一个医生的一生，没有一时一刻能脱离自己的医疗工作。不论日夜，随叫随到，不能有半点疏忽。当一个医生面对病人时，实际上他正面对整个社会。”（实习生 王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