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次实验

　　“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

　　从1969年接到代号为“523”的国家任务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年近九旬的老人，说起往昔，轻描淡写。“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关键性突破之前，是漫长的寻药，是屡败屡战的“试错”。

　　接手任务后，屠呦呦翻阅古籍，寻找方药，拜访老中医，对能获得的中药信息，逐字逐句地抄录。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课题组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屠呦呦说：“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这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到1971年9月初，课题组筛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200余个，但结果令人失望。

　　屡屡受挫，课题组面临困境。“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屠呦呦回忆。

　　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从《神农本草经》到《圣济总录》再到《温病条辨》……终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抗疟的记载跳了出来，给黑暗中摸索的课题组一抹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为什么古人用“绞汁”？是不是加热破坏了青蒿里的有效成分？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来提取青蒿。“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屠呦呦说。

　　实验过程繁复而冗长。1971年10月4日，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出炉——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1972年3月8日，屠呦呦作为中医研究院疟疾防治小组的代表，在全国“523”办公室主持的南京中医中药专业组会议上作了报告。她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的鼠疟、猴疟抑制率达100%的结果。

　　土法上马

　　当时所有的工作都停了，药厂也都停了，根本没有谁能配合屠呦呦等人的工作，所以只能用土法。

　　“讲了以后，‘523’办公室就下令，你们做的药比较好，今年必须到海南临床去看一看到底效果如何。可以说，（“文革”期间）所有的工作（都）停了，药厂也都停了，根本没有谁能配合你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只能（用）土法，这个就不细讲了。”2015年10月8日，在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上，屠呦呦讲述了自己的青蒿素发现历程。

　　“不细说”的制备过程，是课题组“土法上马”，用7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中药所又增派人员，开始大量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以进行临床前的毒性试验和制备临床观察用药。

　　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害，当时设备简陋，没有通风系统，也没有实验防护。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症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屠呦呦老伴李廷钊记得，那段时间妻子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泡在实验室，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现在往回看，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就是这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张伯礼感慨。

　　困难依然有。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研究人员发现了药物的疑似毒副作用。药理人员坚持，药物的毒理、毒性情况还未完全明确，上临床还不够条件。

　　“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否则就要再等一年。”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当起了人体试毒的首批“小白鼠”。之后，科研团队又在中药所内补充5例增大剂量的人体试服，受试者情况良好，未出现明显毒副作用。

　　带着青蒿的乙醚中性提取物，屠呦呦等人去往海南昌江地区进行临床验证。结果显示，该药品对当地、低疟区、外来人口的间日疟和恶性疟均有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对11例间日疟患者，有效率达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