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

杜祥琬院士：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方有大成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的“铭记光辉历史，开创强军伟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上，展出的中国第一颗空投原子弹模型（左）和第一颗氢弹模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与青少年交流时，杜祥琬院士也曾感慨命运安排的神奇。

　　中学时，一本科学杂志让他立志探寻宇宙奥秘，却因为国家需要几次换专业，“大大的宇宙没研究成，学了小小的原子核”。为了潜心科研，他两度辞官，最后恰恰是这段经历养足了“底气”，让他跻身院士行列。

　　回眸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青葱岁月，他说，“没有当年的中学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追忆在“文革”期间遭遇迫害的老师，这位即将迈入耄耋之年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眼中隐然有泪光闪烁。

　　昔日怀揣梦想的懵懂少年而今已是两弹功勋、科学大师，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声音渐渐淡去，他常常自问：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已经落伍了？当年的故事对孩子们还有用吗？

　　最终，他自己找到了答案。

　　那些跟高考、分数看似关系不大的东西，对人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朝古都开封，处处浸润着文化。1950年至1956年，杜祥琬的中学生活在开封初中和开封高中度过。

　　中学时代的杜祥琬全面发展，“似乎对每门课都有兴趣”。印象最深的则是一群水平高、治学严谨的老师。

　　数学老师韩静轩，其时已经快50岁了，中等身材，讲课时重要的地方总是加重声音，“甚至跺脚”。一辈子单身的李天心老师教化学，课本往讲台上一放，看也不用看，滚瓜烂熟。

　　杜祥琬至今清晰地记得当年到李老师家玩，跨入大门时眼前那幕场景带来的震撼：家里瓶瓶罐罐全是试管、烧瓶一类，俨然一个化学实验室，“教化学不光是她的职业，更是整个人生”。

　　来自哈尔滨的郝守勤老师学的是标准莫斯科音。高中毕业时，杜祥琬入选到苏联公派留学，当时全国选拔了近600人，按俄语水平考试分数高度分21个班。他一下被分到唯一由俄国老师来教的最高班，“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好老师对自己的帮助”。

　　和今天紧张的中学生活有些不同，杜祥琬的同学们并没有感受到多少高考的压力。

　　课业之外，杜祥琬喜欢单双杠、引体向上，还爱上了打垒球。古城墙也是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爬到城墙上去玩儿，敢从城墙上往下跳。开封是盐碱地，房子地面往上的一段墙经常出现白的硝，杜祥琬和伙伴们刮一点硝、配上碳和其他东西，就可以自己做火药做炮仗。

　　普希金的诗，冰心的短篇小说集、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巴金的《家》《春》《秋》，情节好，意境好，于少年时代的杜祥琬而言，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陶冶。

　　长篇小说《刘胡兰》一度让他看得废寝忘食，连妈妈叫他吃饭也听不见，“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英雄形象，让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崇高”。

　　暑假里抗洪防汛，杜祥琬第一次知道了“悬河”的概念——当时开封城区城墙还没有黄河的底高，黄河对开封来说是就在头顶。不用人说教，热火朝天的集体活动中很自然培养起人的社会责任感。

　　除了“水”，还有“蝗”。杜祥琬在中学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天本来晴得好好的，突然就黑了，漫天蝗虫把太阳都给遮住，然后落到庄稼地里，周围都是咬庄稼的声音，“真切的感受到人民的苦难就在眼前。”

　　“中学时代就是要活生生，要朝气蓬勃。”杜祥琬感慨于今天完全以高考分数为导向的中学教育，学生被考试压着，而不是被学习兴趣所牵引。回首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学生活，“恰恰就是那些跟高考、跟分数看似关系不大的东西，对人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