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不只是所谓的“奉献”，还能带来科研产出

　　当然，朱有勇并不是一个人做这些事，他把自己的科研团队带进了“扶贫大军”。

　　4年前，当年轻的女博士魏薇跟着导师朱有勇奔波五六个小时，放下行李直奔田间地头时，她有些困惑：“怎么刚开始博士生涯，就先整起了土地？”

　　朱有勇不仅懂农民，也懂自己身边的这些科研人员：“他们还年轻，如果来扶贫，只是所谓的讲‘奉献’，对他们的科研工作和未来前景没有帮助，谁有动力来呢？”

　　走进澜沧县思茅松林，一种名为三七的大宗中药材品种，正在这里生长。中国工程院派驻澜沧县竹塘乡挂职副乡长毛如志博士说，一旦实现大面积的有机种植，预计每亩产量可达50公斤至80公斤，村民每亩林三七可收入5万元至15万元。

　　然而，种三七有个难题，即种完一茬后，十几年都不能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种植三七，农业上称这种现象为“连作障碍”。按照朱有勇的说法，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不停地探索解决“连作障碍”的方法，但收效甚微。如今，他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借助思茅松林下自然环境，攻克了三七育苗“连作障碍”的最后难关。

　　“解决了这些问题，于科研人员是巨大的科研产出，对农民也是巨大的经济收益，何乐而不为？”朱有勇说。

　　事实上，他自己的“成名之作”也来自土地。

　　有一次，朱有勇出差，途经云南省石屏县境内，路边田野里的奇异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些稻田出现了“稻瘟病”，而另一些间栽了高矮不同两种水稻的田里，患“稻瘟病”的现象则很轻微。“这其中的门道，是否跟农民有意无意栽两种不同水稻有关？”

　　朱有勇开始了试验，在试验田分小区试验，按照不同的间栽方式、间栽组合进行种植。这种看似古朴的种植方法，却有着重大的科研价值。

　　2000年，朱有勇团队的成果《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稻瘟病研究》，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在国际知名期刊《自然》杂志发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植保界在这个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同年，这项成果被评为2000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之首。

　　这就是朱有勇教授团队找到的控制病虫害的机理：“物种之间都是相克相生的，我们就找一个它们之间的相互规律，合理地去配置它。”

　　他说：“我们的成果来源于农民，也要回馈给农民。”为了让农民搞明白，他专门编了12字的顺口溜：天拉长、地拉宽、站好队、换好位。也就是说，要改变播种节令，打破传统的农业结构；以前都是散种，现在排好队，科学地排列行距和株距；今年这里种这样，明年就种另外一种作物，利用植物间的相克相生减少病害，达到稳产、优产、高产。

　　“能帮农民兄弟解决问题，还能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叫幸福”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导班”的招生现场，朱有勇总会向面试的农民提一个问题：会唱拉祜族的歌曲吗？如果对方回答“不会”，朱有勇则建议他“回去学一学”。

　　这在朱有勇看来很重要，“我不是教书呆子”，他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与农民、农村天然的有机结合，知道农民想要什么，大家一起搞生产，自然要快快乐乐地搞！”

　　朱有勇原本就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农民，年轻时当过生产队长。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他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一辈子从事农业生物多样性研究。

　　这样的经历用他的话说，先是“逃离”农村——农村太苦了，很多人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阴差阳错学了农业，最终又回到农村，成了一个“更会种地”的农民。

　　当被问及怎么看“农民教授”这一称号时，他说：“做教授还能跟农民结合起来，解决农业上的问题，还能跟我们农民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跟农民一起抽烟筒，我觉得这是挺幸福的事情。”

　　刚开始，村里的农民对这位来自大学的院士“敬而远之”，如今，见了他就亲近地叫“朱院士”，说他是一个农田里的庄稼好手。

　　今年夏天，云南农业大学科技处处长杨生超跟着朱有勇来村里调研，他亲眼见证了晚餐后村民拉着朱有勇，不愿他走的情景：三两个村民拉着朱有勇的手，十来个村民在外面围着，还有几十个村民跟在后面，有的手里还端着酒，一起唱着当地的民族歌曲《实在舍不得》——“你留下那情像火塘燃烧着，还有好多酒没喝，最怕就是要分开，要多难过有多难过……”

　　杨生超把这个情景拍了下来，视频至今还存在自己的手机里。有时，他会翻出来看看，提醒自己：“一位科学家，做到这个份上，也是值了！”

　　朱有勇的学生郭文峰至今记得一个细节，当他和同学一起问朱有勇：“老师，您印象里有没有让人感动的一件事？”

　　朱有勇沉思了一会说：“一次又累又饿的时候，一个农民给了我一桶土豆，我吃得很饱。”

　　在郭文峰的记忆里，朱有勇说这句话时，情绪很平淡，却如此实在。（邱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