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自由的市民主体，享有完全的数据自由权利。这意味着在法律框架内，他们可以拒绝任何个人信息被商业主体截留，这之中当然包括影像信息。

    今年4月份，广州小部分出租车上，曾经试验性安装了前后摄像头，因后摄像头正对准车内乘客，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记者日前获悉，这部分试验性摄像头疑因涉及隐私问题，已被全部拆除。短期内，广州不会在出租车上开展大面积安装摄像头的工程。据悉，引起争议较大的后摄像头，其安装初衷则主要是为了解决纠纷。

    无所不在的监控，正日益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安定与不安”。或许，这便是现代社会一个根本性悖论——“技术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又恶化了我们的处境”。直至，这种纠结体现于一辆辆出租车上，小小摄像头的“存亡兴衰”，似乎微缩了一切。

    一场极为短命的试验，最终在一片非议中不了了之。广州出租车与摄像头的短暂“联姻”，之所以激发强烈反弹，概由于其冲击了公众的容忍下限。车内监控器的存在，让乘客燃起了一种“退无可退”的愤怒。这份焦虑感，放诸于“时刻被监视”的大环境下，势必被敏感放大：当民众被迫接受了太多摄像头的扫视，又怎能再容忍小小车厢也告“沦陷”呢？此事中，广州市民异乎寻常的整齐发声，颇有“守住最后底线”的决绝气势。

    如果说基于公共安全的官方监控，令民众无从拒绝。那么，对出租车公司等市场主体的监控行为，民众显然不会乖乖就范。事实上，商业社会本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博弈与再平衡。消费者与营商者之间，针对各种议题彼此试探、不断对抗，直至最终亮出各自底牌、相互达成默契。从此角度看，“出租车摄像头”遭抵制而草草收场，至少昭示了乘客出让隐私权的容忍底限，捍卫了类似消费关系中市民个体的权利边界。

    “营商需要永远让位于顾客权益”，这是消费社会的基本伦理之一。出租车公司为了一己之需、为了方便纠纷解决，擅自留存顾客影像，实乃彻头彻尾的价值颠倒。对于此类非必要的监控行为，民众自然有权拒不配合。须知，人格自由的市民主体，享有完全的数据自由权利。这意味着在法律框架内，他们可以拒绝任何个人信息被商业主体截留，这之中当然包括影像信息。

    除此以外，不成熟的技术生态，也决定了大范围采集市民信息的商业行为，要遭遇极大风险。规模宏大的数据库，一旦被泄露、被窃取，难免造成大面积的社会伤害。而更隐秘的忧患在于，纵使数据保存完好，也无人能确信，其不会被持有者滥用或进行盈利性开发。所谓大数据时代，市民数据被肆无忌惮地收集、利用，却未获得一丝相应的回报和承诺，当真诡异得很。

    也许，抵制不必要的摄像头，也是一场市民确权行动。当各式数据采集和数据产业方兴未艾，“不做没意见的顺从者，不做无偿的奉献者”，理应成为民众的基本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