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救人溺亡大学生”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获救儿童否认被大学生所救，而是和他们一起不慎跌入水中。昨天，濮阳警方公布，经还原事实真相认定，孟瑞鹏溺亡前有救人行为。落水儿童母亲也承认，因怕赔钱或承担法律责任，教小孩说了谎话。

　　善与恶，就在一念之间。大学生见义勇为，奋不顾身跳入湖中救人，最后溺亡，可谓至善；为救自己两个孩子，大学生献出年轻生命，恩同再造，孩子母亲非但没有感恩戴德，还教孩子说谎，诬陷救人者，可谓恶大。救人者，不为名、不为利，甚至不计个人安危，义举出乎一个“义”字；仅因为害怕赔钱或承担法律责任，就教孩子说谎，否认受救事实，利益算计泯灭人性之善，反差之大，令人唏嘘。

　　悲天悯人、古道热肠，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既是人性的光辉，也是生存之需要。最浅显道理是，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身陷困境、亟须救助的人是谁。种善因，得善果，助人其实也是助己。当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社会关系也由熟人间守望相助向陌生人的利他主义拓展，传统秩序解构、现代规范尚未确立，人心不古也在所难免。道德重塑过程需要法律的配合，有时这一合作也不愉快，“彭宇案”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只依个人利益算计、忽略利他主义的判决，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老人倒地无人敢扶。无怪乎“河南救人溺亡大学生”新闻曝光之后，读者一下子将其与“彭宇案”相提并论。

　　对一位愚妇进行道德批判并不难，可纯粹的道德批判能在多大程度上助益道德重构？针对种种令人尴尬的现实，我们更需要的是冷静反思与正面治理。导致落水儿童母亲教孩子说谎的直接动因是，赔钱或承担法律责任。对于不富裕的家庭来说，金钱是一个左右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并非天方夜谭。由此给我们带来启示，对见义勇为行为要重奖，且应该由财政或慈善基金埋单，既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进行补偿、激励，也减轻受助人的经济及心理负担。要是不担心赔钱，这位母亲也许就不会这么蠢了。

　　法律维度，这位母亲担心法律责任当然是法盲，不过如上所述，道德与法律密不可分。在正面激励全社会见义勇为的氛围中，法律应当也可以有所作为。一方面，如个别地方出台规定，助人行为原则上可以免责，并由受助人承担举证责任，以解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对受助者诬告见义勇为人员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忘恩负义行为进行有力惩戒。司法者在自由心证时，也要提升公序良俗的权重，在得失之间作出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