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武汉大学对赏樱者收门票以保持校园秩序，但围绕门票收入的合法性和去向，却引发不少质疑。谈论焦点逐渐转向另一个话题：对于大学这样一个特殊的公共空间，到底要不要围墙？是将围墙拆掉以显示开放性，还是留住那堵墙便于管理？本期圆桌谈对此进行讨论。

　　制度比围墙更可靠

　　内环西侧，有上海两所知名高校。除了美景，校园的各种公共资源，也让外人羡慕不已。运动场、图书馆、公共食堂……附近居民早已习惯借此宝地，解决自己的需求。外人频频进出，免不了给师生造成一些困扰。据说，校方也曾考虑过“限外”，例如安装门禁、凭饭卡消费等。没想到，竟有职工干脆私下“出借”饭卡，做起了买卖。

　　大学校园名声在外，要靠一堵围墙无死角很难。那么校园不设防是否可行？公共资源又确实难以承担。看似两难，并非无解。科学有效的制度，是比围墙更可靠的保安。

　　国外许多大学，不存在所谓围墙，他们的校园治理，是基于规范的制度和良好的运行。就拿电子门禁卡来说，美国大学的管理非常严格，决不允许借用、冒用，一旦发现就可能面临开除教籍、学籍的严厉处罚。虽然看上去，这些学校的公共区域是开放的，但是大多数建筑物，包括实验室、图书馆、健身场所，都需要刷卡进出。学生福利都体现在学生卡上。那些知名大学虽然免不了游客来访，但外人要在校园里蹭便宜却很难。

　　这并不是说，大学一定不需要围墙。国内外情况有别。很多时候，恐怕还是需要一堵围墙来保护校园的宁静。当然，如果没有良好运行的制度，围墙也只是摆设。　（小平）

　　“公共空间”不是“权利无限”

　　遥看武大樱花树下攒动的人头，不由想起在上海一高校操场内目睹的论战。校园周边是居民区，晚上一群“大妈”来到开放的操场里跳广场舞，音乐放得砰砰响。看不下去的保安前来劝阻，却完全磨不过“大妈”的嘴皮。对方有一句撒手锏：“大学的校园，不是公共空间么？”

　　后来“大妈”们还是让了一步，关掉音乐跳“哑操”，终于相安无事。但话语背后的潜意识颇耐人寻味：根据大学对社会的承诺，校园确是公共空间，公众自有分享的权利。但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权利？

　　除了大学的特殊性外，“公共空间”这一概念，也有易被忽略的特殊性。“公共”意味着“分享”，站在公共的角度，它属于每个人；但对每个人而言，公共空间却不可能“唯我独占”。任何人对公共空间的享有，都不是只占权利、不尽义务，更不等于无限度的自由。说白了，私人空间你可以“爱干吗干吗”，但在公共空间不行，因为“不只是你”享有使用空间的权利。

　　那句“有权不能任性”，不仅针对“权力”，同样针对“权利”。不任性的标尺，就是遵循公共空间内的基本秩序和规范，并实现各个主体间的权利平衡。比如广场挨着居民区，你有跳广场舞的权利，我也有安静休息的权利，双方相互让渡，“小声一点”就是解决之道；再如樱花盛放的校园，看花人有赏花看景的需要，师生们有静心治学的需要，若不能作太多人为阻隔，那么看花人守秩序、讲文明、尽可能不打扰正常的校园生活，便是最起码的意识。

　　再开放的公共空间，行使“个人权利”也得有个基本秩序。何况大学校园，首先还是读书的地方，不是么？　(伍溟)

　　关键要拆“无形之墙”

　　在中国，物理形态的墙触目可见。在这种环境里，别的围墙都不拆，独独要求武汉大学或者别的大学拆除围墙，确实有苛责之嫌。

　　其实人们对大学围墙的诟病，未必就是那堵物理形态的墙，而是大学精神里面那堵“墙”——学术研究自说自话、不接地气；学者脱离社会实际、漠视群众实践，关上书斋闭门造车；学生读死书、死读书，高分低能。这样的大学不符合现代要求，很难在研究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科学知识力量、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等方面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无形之墙”的构成，首先是价值观层面。有些大学自命清高，不愿意介入社会实际。其次是立场观念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只有紧跟国际前沿、“言必称希腊”才能取得学术成就，研究身边的实际问题搞不出什么名堂。还有体制机制的问题。很多学校的科研和教学体制机制，都过度鼓励纸上谈兵式的“论文科研”，不鼓励师生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社会迫切需要的知识成果，解决具体社会问题。这一层层“无形之墙”既压抑了大学科研的生机活力，也使社会得不到急需的知识智力支持，使人们对大学感到失望。

　　凭借发达的交通通讯条件，如果没有心理上这堵“无形之墙”，区区一堵校园围墙，岂能阻隔大学与社会？一所精神包容、心胸开放、关注现实的大学，不管有没有物理围墙，师生都乐于走进社会，与群众打成一片；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都能结合社会实际，使群众实践成为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学术研究又为建设更美好社会提供知识力量；大学的精神、素养和道德，就能够风行草偃，影响、滋养、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素养和道德水平。如果一所大学能够与社会、与群众、与实践水乳交融，它有没有物理形态的校园围墙，其实不重要。　(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