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升级为国家层面的“互联网+”战略，面对的却是低网速高网费的现实。由此，在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敦促降低网费提高网速，为“互联网+”战略的推进完善基础设施服务。国家强力推动的“互联网+”战略，承载的是大国崛起的雄心。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互联网+”计划包括推进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并且促进电子商务、智能医疗、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目前，国家已设立400亿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整合筹措更多资金，为产业创新加油助力。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让互联网同蒸汽机引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电力技术引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使得互联网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性设施，如同高速公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一样，互联网已经变成信息高速公路，不仅提供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的技术支撑，还为万众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在此情况下，如果作为核心基础设施的互联网没有强劲的支撑作用，附着其上的战略毫无疑问只能是海市蜃楼的幻境。

　　在国家层面的“互联网+”战略背后，却是我国网络服务质次价高的现实，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Akamai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四季度，我国平均网速仅有3.4Mbps，低于全球平均水平4.5Mbps，在世界排名中位列82位。而从上网费用来看，我国居民使用互联网的价格占收入水平的比重偏高，大致是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和法国等国家相关费用的三倍以上。高费用慢网速，已经成为国家新兴战略推进的掣肘。与此对应的是，国外运营商毛利率大多在10%左右，而国内运营商毛利率超过25%。事实上，通过放水养鱼、薄利多销的方式，完全可以让网络服务市场空间变得更大，通过资源的有效分配机制，最终让整个社会发展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从经济学家的普遍观点看，垄断对于市场销量的作用是消极的，最终会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使市场效率降低。引入竞争或者国家主导的电信服务提升，已经迫在眉睫。

　　从美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看，基础性设施建设给国家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起，耗资1290亿美元大力修建高速公路，总长8万多公里，这个当时美国史上最浩大的工程完工后，纵横交错、连通全国各地的州际公路网络,给人们出行、货物运输,带来了极大便利，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由此得到提升。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克林顿政府发起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为美国最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最伟大的发明，不是高深莫测的技术，不是精益求精的装备，而是那些给整个社会带来整体效率提升的寻常物品。英国权威大报《泰晤士报》曾经发起评选“250年来英国最伟大的发明”，夺得殊荣的竟然是貌不惊人的自行车。而其获奖的理由，是其让整个社会的运行速度提升一倍以上，而且几乎每个人均会从中受益。互联网基础服务的价值，同样让社会每个人从中受益。

　　作为中国国家战略的“互联网+”战略，重要性同几十年前的高速公路一样，有望发挥更大作用。有一种“知识沟”理论表明，借助强有力的互联网平台，让信息公平地为更多人分享，可以迅速拉平知识鸿沟，对于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的中国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从网络服务阻碍“互联网+”战略的现状看，不管是引入竞争还是主动薄利多销，都需要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视角去推动。看过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会发现，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或许就在于某些简单的制度设计中，如果说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是让西方兴起五百年的“星星之火”，那么有效提升网络服务的制度设计，从某种程度上看，或许就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