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5月7日）有媒体披露说，从去年2月28日江西会昌县县委书记傅春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到今年4月9日河北省通报清河县县委书记冀东书（副厅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一年稍多的时间内，仅“从中纪委等权威渠道通报的消息中，至少有38名县委书记落马”。38个县委书记在年余时间内密集落马，既说明反腐败行动的扩展强度，也折射了县级官场的政治生态。

　　在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中，县级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层级最重要的基本单位，县一级政府是政府治理体系最重要的一级治理机构。县级政府是中国治理地域范围最广、治理人口最多的行政机构。县级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起到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县级治理不良，国家治理难言好。同样，县级官场风浊气邪，整个官场生态就必定失衡。

　　在县级官场结构中，县委书记无疑处于权力的中心位置。这样的中心位置，意味着在县域范围内，县委书记权力在决策上的绝对性。也正是这种绝对性，导致上述38个县委书记的腐败结果。县委书记，在官员序列中不过处级，据说全国县委书记加一起，也不到整个处以上官员的1%（由2000个县计，也可推算全国处以上官员大致数量），但每个县委书记辖下，都动辄对应着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口，其权力行使从生活到生产，空间巨大。

　　因此，从已落马的县委书记们的腐败事例看，其“业绩”一点也不比那些已被查处的权力更大的市委书记甚或省委书记差。上述报道称，江西南昌县原县委书记汤成奇（被判死缓）受贿3901万元，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国家损失2.8亿多元。安徽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卖官”近百次受贿300多万元，10年共受贿60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金额达500余万元，被称为一手收“票子”，一手发“帽子”的“帽子书记”。

　　世说所谓中国的“地大”，就体现在县级行政区划中。而不少县域，不仅“地大”而且“物博”。在这样的地方，某些县委书记实行的是“普县之下，莫非我属”的土政策。“稀土重县”江西安远系列腐败案中，原县委书记邝光华为其妹等亲属非法开采稀土打招呼，仅帮助其妹违法销售获利超过4000万元。安徽六安市原副市长权俊良在担任霍邱县县委书记期间滥用职权，在处置探矿权转让过程中，非法干预转让价格评估，并违规决定将探矿权转让，造成了5.2亿余元的经济损失。广西武宣县原县委书记李启亮、彭进瑜，涉及利用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插手矿产开发，与“黑社会”勾连谋取巨额私利……

　　上级制约下级的吏治模式，使得县委书记只要打点好上级，就可以在所在县域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两年前曾有社会学者调查描述过县级官场生态，指出在一县之内，“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学者观察到，“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所以，在县级官场，“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这样的官场生态环境，哪里谈得上对权力的制衡、限制和监督呢？

　　县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落地环节。县级官场环境是整个政治生态的一部分。两者的关联性，决定了规范县委书记权力的重要性。据报道，有关部门已经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县权改革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