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8日联合宣布，自5月10日起，我国将调整卷烟消费税，卷烟批发环节将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国家烟草专卖局同日消息显示，烟草行业的批发价格也将同步上调，据预计，2015年预计终端零售环节的卷烟平均价格将比上年提高10%以上。这是我国继2009年5月后，时隔六年再度调整烟草消费税。

　　在重税控烟已成国际通行做法的当下，中国调整卷烟消费税，其实并不令人意外。数据显示，中国卷烟每包平均价格为0.73美元，远逊于日本的3.31美元、美国的4.58美元，而价格偏低对应的，是烟草消费的居高不下，中国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全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7.4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危害。

　　这其中，税负杠杆调节作用跟控烟需求的断裂，显然是个问题。毕竟，世界上公认的最具有成本效应的控烟措施是提高烟草的税收和价格，这也是世卫组织推荐的最为有效的单项控烟策略。调高烟草（尤其是中低档烟）的消费税的呼声，也是日渐高涨。这次官方祭出重拳，大幅提高烟草税，也算是对接了社会的重税控烟预期。消费税的功能本能就在于“寓禁于征”，向高污染、高消费要税源是其改革方向，提高烟草税无疑就契合这一方向。

　　得看到，与以往调整相比，此次我国烟草消费税调整的主要特点，就是实现了烟草调税与调价的同步推进。可以想见，“税价联动”下，它对烟民的影响是真真切切的，很多烟民的货币负担加码也会转化为戒烟动力。有统计就表明，烟草价格每增长10%，放弃吸烟的成年烟民增加3.7%，放弃吸烟的青少年烟民增加9.3%，这一数字在发展中国家还要翻番。此外，所缴纳的税负纳入公共财政后，既能缓解财政吃紧的局面，也能为公共戒烟和加强卫生投入提供资金支持。

　　还应认识到，控烟的复杂性决定了，它要的是全方位管控，提税固然必要，更重要的是夯实整个制度体系。事实上，尽管自2006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以来，我国推进控烟工作法制化进程，也数次调烟草税，但因受制于管理乏力、地方保护等因素，全民吸烟率有增无减。举个简单例子，按理说，烟草广告没从荧屏上彻底消失；烟企本应在香烟外包装上增加警示图形，以提高烟民对吸烟危害的直观感知度，可很多烟企并未做到这点。

　　如今已付诸实施的广告法修订案，对烟草类广告宣传明确说不，这也算是补漏之举。但这还不够：相关部门必须加强执法力度，严惩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的无良商家，构筑青少年和烟草之间的真空地带。此外还要考虑禁止公务用烟，税收领域税率的提高与税基的削弱并存，在促使烟农转型增收的基础上严控烟草种植业扩围。

　　而这些能否做到，很大程度上得依赖政策执行力，若执行不力很容易消解提税等对控烟的意义。这里面，对主责控烟的责任部门政企合一，及附着其上的烟草专卖格局进行改革，尤为重要。眼下烟草业从生产到销售，仍处于高度的渠道垄断状态，且跟行政权力脐带剪不断。

　　若允许某些部门“左手主导控烟大局，右手支持烟草发展”的矛盾局面继续存在，控烟严肃性也只能在“双手互搏”的游戏中消解殆尽，毕竟控烟的社会效益难抵其增收冲动。像媒体之前就曾报道过，国家烟草专卖局一官员曾大骂原卫生部官员：“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引发舆论哗然。它也是利益驱动反制控烟效果的一个实例。

　　说到底，在中国的现实语境里，“控权”也是控烟绕不开的路径，必须在理顺管烟控烟上的权力关系，也打破烟草专卖。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重税控烟的效用在消极执行中被冲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