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勾连律师和当事人家属，一边纠集“访民”，为达到向法院施压影响审判结果的目的，通过街头聚众举牌、打横幅、喊口号等方式大肆制造影响，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并实时拍照发到境内外网站进行炒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日前，犯罪嫌疑人翟岩民、刘建军等人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山东省潍坊市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6月21日新华网）

　　拿人钱财，替人“站台”——这就是“职业访民”的真实嘴脸，真相令人瞠目。在这条产业链上，有律师接单揽活儿、有“访民”现场闹事、有“经纪人”幕后指挥……说白了，这不过是以“上访”和“维权”为名，行施压有关部门之实的违法犯罪链条。

　　信访沦为“闹访”，舆论压力成为工具，司法成为被要挟勒索的对象。如果说此前少数地方的“截访”是公权力滥用的积弊，那么，“职业访民”则是私力救济路上的黑势力。恶就是恶，并不会因穷人或富人等身份标签而有丝毫差别。不难想象，如果放任“职业访民”及其背后的生意泛滥开去，那么，最终受害的是真正的弱势者，是司法公平正义的底线。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有钱的可以请“职业访民”制造声势；而没钱的，只能在这种虚张的声势中沦为“沉默的声音”。

　　宪法规定的五种诉愿权利，即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控告权，从某种意义上均可视为信访权的宪法渊源。法理而言，“无救济即无权利”。“在我国法制尚未十分健全、公民各项权利还可能得不到天衣无缝的保障的语境下，信访制度的存在，可以弥补行政复议、司法救济等各种渠道之不足，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正因如此，2005年颁布施行的《信访条例》第一条即规定，制度初衷是“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国家信访局最新制定的《信访事项办理群众满意度评价工作办法》也已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办法》首次将群众满意度评价纳入信访工作考核。具体到实践中，信访的大门也越来越敞亮。譬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中提及，自2014年开通全国远程视频接访系统以来，最高法接谈4548人次。

　　不过，这些年来，各种“信访不信法”的案例也不鲜见。有裸体闹访的，有堵门缠访的……各种声势浩大的“职业访民”把司法机关及公权部门的办公场所当做了作秀的舞台。拍照拍视频、玩行为艺术，在境内外媒体的“刷屏”中将行动兑现为关注力、又将关注力折现为倒逼司法判决的畸形压力。结果，一些无理取闹的涉法涉诉“信访”将诉讼程序内的问题通过程序外途径解决，致使司法活动的“人治”色彩严重，进而异化了公众“信访不信法”的错误认知。用业内的话说，“这既是对司法公正和效率价值的违背，也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因此，在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强调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访民来说，依法信访是底线。这当然有赖于司法部门解决好“入口问题”、“程序空转问题”、“司法权威问题”，但也得仰仗每个公民在法律维度内表达诉求、扞卫权益。对于公共舆论来说，翟岩民刘建军案件也再次说明一个老理：标签式思维该改改了，不是所有号称“访民”的人都是被欺辱的弱势者，也不是每一次你亲眼所见的“群情激奋”就是公意的声音。网络上有水军，访民中亦有“水货”。

　　司法当有底气与能力将访民中的害群之马绳之以法，而对于蛰伏在访民中的“职业选手”，恐怕也当悬崖勒马，以此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