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建行储户730万存款失踪”、“杭州市联合银行42名客户9505万存款失踪”、“河北工行储户数千万存款失踪”、“浙江多家银行出现存款失踪 市民存250万仅剩4元”、“泸州老窖在农行、工行的5亿存款消失”……

　　去年年初至今，存款失踪案件密集见诸报端。今日（6月24日）有媒体统计称，一年半的35起巨额存款纠纷中，有18起是存款“失踪”，涉及金额超过46亿元，其中包括兴业银行涉嫌非法集资的“卷款潜逃”事件中的30亿元。对于“失踪”这样责任主体暧昧的词汇，受访的银行方面人士似有不满，“基本不存在存款丢失的事情，绝大多数是储户被不法分子骗了。”

　　这句话部分点出了存款纠纷的原因。如果仔细阅读一年半以来存款“失踪”“飞单”的报道会发现，储户的失察与轻信往往成为一些纠纷案的第一肇因。但18起存款失踪案、35起巨额存款纠纷，肯定不能以整体性的思维进行定性，每个案子都有单独说理的空间。如果银行方面认为舆论不应笼统的将纠纷案一律称为“存款丢失”，遵循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将这些纠纷的原因都概括为“被不法分子骗了”，并趁此撇清责任。

　　银行真的无辜么？今年1月初被媒体曝光的杭州联合银行42名储户共计9505万元存款“不翼而飞”事件，就是因为犯罪团伙收买了银行工作人员，致使储户在柜台输入密码时被误导，资金被存入后立即转到其他账户。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北京。今年4月，多位北京市民称，在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某分理处客户经理李某处购买理财产品，但到期后本金与收益均未兑现，共涉及17人2248万元。李某推荐“中企华康股权”时，说是农行保息保本的产品，安全性高；受骗市民称，每次购买理财产品都是在农行分理处理财办公室内，并有其他银行工作人员在场。

　　类似的案子都有此类的特点，或是由银行职工出面操作，或是在银行营业大厅和办公室内完成，虽然是个人犯罪，但却有着职务行为的色彩；虽然银行没有程序性失误，其本身也在无形中提供了一种信誉担保。因为银行没有“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才有储户的轻信甚至受骗。这个过程，不是一句“被不法分子骗了”就能含糊过去的。

　　曾有媒体梳理过“存款失踪”的几大肇因，一是存款大盗“与银行”内鬼“合伙冒领，比如前述杭州储户九千余万存款失踪案；二是遭遇”忽悠“销售，比如北京储户被骗案；三是系统缺陷、信息泄露、存款被盗取，比如在泸州老窖案中，嫌疑人仅通过伪造的银行票证，就成功从银行骗取泸州老窖公司上亿元存款。在上述情况下，单独强调储户在判断上的轻信、幼稚，不啻是对银行管理漏洞的淡化和掩饰。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单独把“消费者成熟”作为避免消费欺诈的方法，显然是本末倒置。作为个体，消费者在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交往中难以识别专业性陷阱，在纠纷发生后亦难举证，要消费者在整体上达到识别所有欺诈的“成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效的市场机制必须保护善良的消费者，苛求管理的成熟、监管的严密，而不是苛求消费者的完美。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储户和银行的关系。强调自身的无责，却逼问储户的“成熟”，这种理直气壮是从哪里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