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不断的鲁迅文学奖，最近又起波澜。作家张弓日前发布消息称，陕西作协副主席阎安为了得到鲁迅文学奖，向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行贿，“用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换得了鲁迅文学奖”。对此，中国作协在次日发布消息回应表示，“中国作协始终坚持文学评奖的公平公正……对于近日对有关高洪波和阎安的反映，中国作协高度重视，正在进行认真的调查了解”。

　　既然将开展调查，观者不妨静候。依照时下的调查水平，只需假以时日，事实真相的水落石出并不成问题。但对鲁迅文学奖而言，即便真相大白，这场风波带来的伤害也很难在一段时间内消弭。

　　这些年，围绕鲁迅文学奖的争议，已经远超文学本身。仅2014年，本身也曾是“鲁奖”得主的作家方方，就罕见地两度炮轰“鲁奖”——先是入围阶段，揭发获得“全票通过”的诗人柳忠秧是如何“到处活动”；再是评选揭晓后，直言诗人周啸天的获奖是“欺负文学”。柳、周二位都有流传颇广的“名句”，比如“‘日啖荔枝三百颗’，柳郎独唱岭南好”，又如“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其诗“文学性”到底如何、像不像有评家赞的那般“中国文学史难得、世界文学史罕见”，文学的读者自会作出文学上的判别。但再怎么“诗无达诂”，方方炮轰那些文学之外的利欲熏心，却是得到过实证的。

　　再向前追溯，第五届“鲁奖”中火起来的“羊羔体”直至今天仍能被人记起，获奖者那句“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着实“石破天惊”地让人弹眼落睛。而在2007年，当届鲁奖获奖者中竟有4人是评委会成员，更令公众大跌眼镜。这些风波看似发端于文学范畴内的讨论，实则往往同非文学的因素相互勾连，最终成为种种社会弊端的映射体。

　　有评论愤言，如此这般的鲁迅文学奖，“糟蹋的岂止是鲁迅的声名，其践踏侮辱的更是出产过唐诗宋词国度的文学传承”。一定要鲁迅文学奖担起“鲁迅的声名”，或是代表中国文学的历史传承，也许有些责之过切；但对这个承载过万众期望、具有特殊分量的奖项，人们不能不较真。如果一个文学奖留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永远是层出不穷的风波、丑闻，而不是一部部能体现文学价值的作品，这一奖项是不是背离了创设的初衷？对此，该进行一次严肃的审视。

　　我们这个时代，“鲁奖”应当是对文学的一项庄重乃至神圣的褒奖。它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学殿堂内的最高荣誉之一，本身也旨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也正因为“鲁奖”这种分量，“鲁奖”身上的风波才会格外令人痛心。人们不得不承认，从近年的“鲁奖”获奖作品中，人们很难找到充分体现创造力、能长久地被人们记存、乃至以文学方式对现实世界作出响应的真正佳作。如果再任凭其中怪象迭出，它将同真正的文学渐行渐远。如果这些怪象对文学界的影响不减反增，由此而来的是非，就不再是一个奖项的是非，而成了文学的是非。

　　当诸如“跑奖”之类的手段横行于“鲁奖”这样的评选，倾情其中者究竟是看中文学本身的荣誉，还是看中背后丰厚的利益，就显得再明白不过。这显然是文学的悲哀。文学本应是一个时代最富诗意、最具想象力、最有反思性的书写，它本不该染上时代的杂质，反倒应当对时代作出回答。但源源不绝的风波只怕是让人忘了文学的这一根本价值。

　　说实在的，在腐败问题多发的当下，“风波”本身也表明文学界不能“免俗”，只要有心，没有什么不能“反腐扫黑”。但存留于文学上的伤痕，又能由谁来修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