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7月12日）傍晚，中央纪委发布消息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二级大法官奚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有媒体报道说，奚晓明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法院系统落马的首位副部级高官，也是1949年以来自黄松有之后第二位落马的最高法副院长。从奚晓明的职业履历看，他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长达32年之久，是中国民商法领域的权威。

　　最高法院二级大法官因涉腐败落马，也并非一件令人诧异不已的事情。从某种角度而言，如果在官场腐败呈普遍化的情况下，法院以及整个司法系统的官员能够独善其身，那也不符合逻辑。作为最高法院的经济和民事审判庭的官员，处理案件的标的都在亿元以上，手中握有的公正准星稍微偏偏，都会影响到巨额利益的得失。

　　也正是利用这一点，一些司法领域的官员把手中的公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不仅不以公权力服务于公众，以实现社会正义，反以公权力作为自肥的工具，根据自己所得利益的多少来决定公权力如何行使。这些官员，把涉财产诉讼案作为设租发财的机会，为此不惜制造涉财产诉讼案，与某些案件当事方沆瀣一气，设套做局，甚至成了实际利益上的主诉人，生生把法律玩弄于鼓掌之上，由此戕害社会正义。

　　奚晓明落马的原因，如媒体报道，也正如上述。这位在文革恢复高考之后第二届法律专业的本科生，其后又修至博士学位的官员，能够行至国家最高司法机构的最高层，自有其专业方面的优势作垫脚石。然而，与同一机构、同一高层中的前腐者黄松有一样，奚晓明后继之腐败也同样是通过手中的公权力来攫取一己私利。如媒体所报道，在有关山西煤矿产权转移的案件中，奚晓明涉嫌利用职权，悖法判案，致其判决“引发法律界大哗”。

　　最高法做出此等“引发法律界大哗”的判决，其坏例的恶果之一，就是为其下审级的法院树立了不能更改的审判先例。最高审判机构的如此坏例，为其下审级法院的腐败官员所效法，是司法不公现象普遍存在的根源之一。奚晓明落马，应成为司法领域查处腐败官员、清理以及重新审理这些腐败官员悖法判决案件的开始。

　　类似奚晓明涉案的这种以诉讼剥夺、抢夺产权的事例，在最近一些年中数量不小。这些案件，其不公平、不公正以及明显与法律相冲突的司法结果，实际上就是官员腐败的结果。就总体而言，因证据缺失、认定判断失误、适用法律错误而形成的司法不公案件，数量极小。大部分司法不公案件，都与官员腐败有涉，只是腐败的表象和结果而已。因此，查处腐败官员，是保持司法公正，纠正司法错案的必然前提。

　　奚晓明充分地利用了最高司法机构的最高权威。如相关报道所述，奚晓明在最高法主管的经济和民商案件审判，常常涉及上十亿元的经济利益纠纷。“奚晓明谙熟民商法，会通过技术手段把案件转变方向，帮助别人不当获利”，当然也帮助自己非法获利。

　　买通司法领域的官员，进而以诉讼的方式明抢产权，其所造成的财产秩序混乱和经济秩序混乱，也必定影响经济发展。在司法领域，尤其是在庭审阶段，案件审理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在对证据的判断及其采信方面，法律为法官主观裁量留有空间。并且，也正是这种主观相对自由的裁量，构成了法官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自由裁量的空间，是形成公正判决所必需，但也籍此给权力留下了“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