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哪怕阅遍一百个试衣间、探访一千个冥王星，始终不会在时光的洪荒中沉淀不见：比如我们对带引号的“大师”的追问，比如我们对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的忧思。这些追问与担心，并不是舆论有道德洁癖，非要对当事人赶尽杀绝；恰恰相反，在一个法治不太能给予所有人安全感的时刻，我们忧虑的，不是高处的道德风光，而是底线的秩序生态。

　　回到核心的三鹿事件上来，时过境迁，对公共事件鞭尸或者痛打落水狗，也不是多么光彩或理性的事。但，在媒体开列的诸多三鹿事件核心官员批量复出的表单上，我们读到的不是无来由的愤怒或嫉妒，而是，在榜单看不见的千里之外，那两个如鲠在喉的疑问，还会有答案吗——第一，那些当年的结石宝宝，在看似静好的岁月，有没有享受到安稳的生活？第二，这些林林总总的复出，程序正义上有没有哪怕是小雀斑一样的瑕疵呢？

　　《左传》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是我们讨论三鹿官员复出的一个公允前提。客观地说，中国的行政问责还不够成熟，正在建立健全的路上，很多时候，问责是迫于舆论压力之后的应激反应。正因如此，那些被问责的官员，也许会有制度性的委屈。犯错，当然能改过；应付了舆论，也该给个交代。更何况，官员也是人才，是才就要物尽其用。歌星影星宣布退隐山林后还能几度复出，问题官员治好病后，为什么不能对官场继续恋栈？再说了，根据2009年7月两办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那么，他们今日复出，自然不需要搞个舆情调研，只要一年期满、只要上级阅示，也是合法合规的事。

　　但不得不说的是，民众抓住当事官员“三鹿”的小尾巴不放，恐怕不是羡慕嫉妒恨那么简单。2013年，南方都市报消息，“结石在周梦涵的肾脏中消失3年后，父亲周进的忧虑并没有减轻”，他“手里至今捏着几年来积攒下的10余万元看病发票”。2015年3月，济南媒体报道称，家长当年结石宝宝治疗“花了一万多，5000元单据至今未报销”。类似报道尽管难以掀起多大涟漪，却关切着结石宝宝家庭的冷暖命运。赔偿、保障、承诺、责任……谁敢说这些问题，即便时至2015年的夏天，已经了然结清？

　　有媒体曾盘点：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先后有30多名官员被问责，除引咎辞职的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外，还有8名部委官员、7名省级官员、9名市级官员受到处分。不过，与狱中高管减刑相对应的，是这些官员基本悉数复出。这种顺畅的复出程度，令民众讶异，也让当年的雷霆问责减少了一些美好的成色。可能有人会问，改邪归正的官员，怎样复出才是合理的呢？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考量：一则，当初的免职，如果真是问责，就应该与降级并行。既然要问责，既然职务没了，行政级别就不该继续保留，这是堵住其神速复出的关键。二则，继续建立健全问题官员复出机制。但凡有复出，尤其是震惊国内的公共事件，就必须有公示。所有复出官员均须“标配”情况说明，对复出资格、考核过程、审议机构等作出明确解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取法于度、取信于民。

　　有必要插播一则花絮：今年6月15日，在山东聊城召开的全国现代畜牧业建设工作会议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坦言，2008年的婴幼儿奶粉事件是我们永远的心痛，“现在消费者纷纷直购、代购、网购进口奶粉，这是中国奶业人的耻辱，我们买进口的奶粉人家还限购。”国产奶粉今日的“耻感”，与其说是道德层面的自责，不如说是市场给予的痛击。消费者认准的逻辑，不过是大道至简的道理：我们爱国产奶粉，但，更爱自家的孩子。说这个闲篇的意思，是我们不该忘记痛定思痛四个字的真意：问责不痛，或者假痛，国产奶业怎么“通”呢？

　　怕就怕，制度“理都懂”，现实“然并卵”。三鹿官员的“复出牌”，基本快要打完了。不过，这牌局实在太顺了点，顺得令人揪心，顺得让人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