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中国社会转型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新的文化景观，也对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文化评析”栏目将刊发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系列评论，约请专家，从儒学复兴、对外学术交流、比较文学等多个角度，谈一谈中国故事的“讲法”，以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提供一些启示。

　　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中文名字叫杜瑞乐，对中国的中医教育很有兴趣，也曾去北京中医学院（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了解中医教学的状况。经过几年的跟踪调查，他发现许多中医学院的学生毕业以后去做了西医。除了西医更容易找到工作这个原因之外，杜瑞乐发现，按西医的教育体系进行中医的培养似乎是不可行的。

　　杜瑞乐先生将问题的思考推进了一步，他接下来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西医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中医，目前中国大学的儒学教育体系能培养“儒生”吗？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的大学儒学教育是要培养儒学的研究者还是新一代的儒家价值的传递者呢？在杜瑞乐看来，中医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大规模的课堂教育难以承担经验等非知识因素的传递，进而言之，儒家作为一种实践性的价值体系，知识性的传递只完成了儒家教育的基础部分。

　　自从20世纪初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儒学经典的教学和传播便失去了制度性的依托。而在被纳入大学教育体系之后，经学无论从意义还是其内在的结构上都被瓦解了。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的时候，曾将不同的经典“分配”到不同的学科中，比如《诗经》入文学科；《春秋》、《尚书》入历史科；《周易》入哲学科等等。必须承认，这样的格局的形成虽“理不必然”，但“势有必至”。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古代思想资源是当下世界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知识形态的一种自然反应。

　　儒家思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也是社会秩序的原理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主要指南。儒学知识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儒家不再担负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基础和是非善恶的标准，如此，儒家就被一部分人理解为放在博物馆里的“陈迹”而已。所以，从20世纪末起，一些儒家学者开始反思哲学史视野下的儒学研究的局限性，并试图从制度、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来重建儒家的整体性视野。

　　新的儒学教育展开最有活力的部分是民间读经运动，这个运动最初推动者可能是宗教界人士或热心于发扬儒家童蒙教育传统的一部分学者。而一场以孩子为核心的运动，其真正的动力肯定来自于这些孩子的家长。在各种思潮轮番冲刷下，今天的家长们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中所内涵的君子意识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对于矫正目前教育中的急功近利的心态有很直接的作用。因此，读经教育逐渐从民间渗透到九年制义务教育系统，许多学校不断增加经典内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人们亦意识到儒家在现代社会制度建构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这里，最具有实践意义的就是“乡村儒学”的建设。

　　“乡村儒学”的名称，可能会让人回忆起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所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的乡村社会的破败给梁漱溟以巨大的刺激，因此，他认为重建乡村是中国民族自救的最为切近的途径。而目前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空心化问题、农村重建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人们的面前。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乡村儒学是通过讲解儒学启蒙读物的方式，来唤起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以改善农村的道德面貌。从目前比较成功的山东的乡村儒学实践中可以看到，通过儒家经典和蒙学读物的教育，儒家依然可以在乡村秩序的建构中起到作用，未来，还要继续拓展将儒学与农村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可能。

　　当然，儒学重回生活也要避免一些歧途。在儒家的教育层面，民间的读经教育必须要避免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倾向，无论在管理和师资培训上都应该有政府或民间组织加以规范。在儒家与社会秩序的建构层面，如何处理乡村党政组织和家族势力之间的矛盾，亦是新农村建设要关注的。而在学术层面，儒学研究则要秉持开放性的胸怀，既要坚持儒学的基本要素，也要丰富和发展儒家的义理，与其他的思想资源一起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的意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