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厕所革命”表面上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特定工程，但其凸显的却是农村发展内涵的趋势性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对城乡关系的认识在提升，且统筹城乡发展的能力在增强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吉林考察时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厕所。“厕所革命”命题为人们审视我国农村发展的内涵转换及经济社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指明了方向。

　　农村发展理念主线呈现趋势性转换

　　农村发展是指一国基于某种发展战略，依靠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等领域并由此获取相应的成效，理念（农村发展为了什么）以及主线（农村发展针对什么）构成了解析农村发展内涵的基点。

　　就理念而言，我国农村发展正从工具功能向价值功能转换。发展经济学强调农业对国民经济具有产品、要素、市场、外汇等贡献，这种理解更多是将农业和农村视为推动其他部门发展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加速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内，农村发展则承担着为其他部门提供劳动、土地和资本的要素供给职能，城乡二元结构正是此种农村“工具功能”的客观结果。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在战略取向上已经将农村发展本身视为整体发展的重要部分，将农民的福利水平提升本身视为发展目标的基本指向，从价值角度而不是工具角度来看待农村，体现了发展理念的重大转折，“厕所革命”与农村发展价值功能的凸显是逻辑一致的。

　　就主线而言，我国农村发展正从经济主导向社会主导转换。农村发展包含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议题，在不同时期，各议题的相对重要性并不相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发展的主线具有经济主导特征，改革开放之前侧重农产品供给以及工业资本形成，改革开放初期则强调农民增收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减，当前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民增收仍是重要的，但其相对重要性可能会因社会议题攀升而减弱。原因是：我国不仅存在以城乡收入差距为标度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存在以城乡公共产品以及社会保障供给差距为标度的二元社会结构，且伴随时间的推移，二元社会结构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不断凸显。据此，农村发展就需从重点缩减二元经济结构转向更多回应二元社会结构，我国提出2020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具有极强的实践针对性，而“厕所革命”正是上述农村发展主线转换的重要体现。

　　“厕所革命”表面上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特定工程，但其凸显的却是农村发展内涵的趋势性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对城乡关系的认识在提升，且统筹城乡发展的能力在增强。

　　从“增长竞赛”转向“民生竞赛”

　　我国推进农村发展内涵转换的条件渐趋成熟。例如：城镇化导致农村人口占比相对下降；政府财政能力持续增强；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等等。那么，在政策实施层面，如何切实体现城乡并重并凸显农村社会保障及公共产品供给，尤其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如何从“增长竞赛”转向包括农民福祉改善在内的“民生竞赛”？

　　就市场而言，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农民是实现农村发展的基本动力，农村发展不能单向度依靠政府“给予”来实现。价值转化和社会主导在本质上取决于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厕所革命”有赖于农民的消费方式转化和支付能力增强，“造血”功能是农民全面发展和福利水平提升的根本途径。新时期我国应着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市场在城乡土地、资本和劳动等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城镇化和农村经营方式变革、人力资本提升等实现农民的收入增长，进而促使农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自发性改变。在社会学意义上，我国应在市场完善的基础上增强城乡居民的流动性，以凸显城乡消费方式的交互影响，上述理念转变和能力提升在农村发展内涵转换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就政府而言，农村发展中政府的强制干预不可取，即使是“厕所革命”，政府也应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作用不重要。在农村发展内涵转换中，政府的作用首先体现为制度完善，例如：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范围扩展、期限延伸有助于土地要素的有效配置，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还应完善城乡产品以及要素市场，这对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消费方式转变尤其重要。此外，政府还应增强对于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供给。例如，“厕所革命”的部分环节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规模经济特征，政府可通过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促进此类基础设施的发展。从更深的层面讲，农村发展内涵转换更多依赖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和偏好，当前我国需要完善政府纵向的行政激励机制和财政管理体系，进而推动各级政府更好地“为民生而竞赛”。

　　值得强调的是，在价值功能和社会主导的农村发展格局下，部分属于特定群体中的“公共产品”，往往独立于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之外，但其对农村发展的内涵转变又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政府应在法律框架下，为农村各类自发性经济或社会组织发育提供广阔的空间，鼓励农民基于合作的成本-收益分析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简而言之，农村发展内涵转换有赖于市场-政府关系的适时调整，这种调整当以解决实践问题为导向。市场与政府两者作用的细分、重组和交互演变，正是我国农村发展内涵转换的新型动力源泉。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