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毕节留守儿童案件，又有悲伤的后续传来。

　　毕节七星关区4名留守儿童服毒自杀事件，其母任希芬已经被警方找到，现已回到毕节处理善后事宜。她在接受采访时叹息，“愿我家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发生在毕节纳雍县勺窝乡中心村的“留守姐弟被害案”，两名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对警方承认，姐姐张云钰死前曾被两人性侵。非但如此，同村人还爆料，张云钰去年曾遭同村一位60多岁的老人性侵，后对方以三万元“私了”。

　　两起案子，六个留守的孩子。如果把媒体在他们离世后的报道看成是“立传”，这短暂的人生让人不忍卒读。遥远的父母、薄凉的人情、艰难的生计、内心的恐惧、还有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几乎不能抗拒的侵犯，如同危石压顶，让他们只能在夹缝中萌芽和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和生态中，没有孩子遭遇不幸才真让人意外。

　　2012年，五名男童垃圾箱内取暖死亡一事，让毕节儿童保护问题浮出水面。随后，毕节七星关区田坝镇先进小学校长杨大志性侵6名留守幼女事件爆出，毕节纳雍县15岁留守学生因被多名同学围殴丧命，加上前述两起震惊全国的留守儿童死亡事件，毕节的儿童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舆论上的集体追问：为什么又是毕节，为什么总是毕节？

　　是毕节政府的儿童保护工作尤为失责、失效，以致远远低于全国同级行政区的水平，还是中国的社会治理弊端率先从毕节这样的薄弱点展现了出来？

　　中国的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正在塑造一个大规模流动的社会。一旦进入这种高流动，靠大政府包打一切的治理方式就会明显变得被动和乏力。因为，它治理的有效性建立在人群和业务都能简单分类的基础上，无法对微观性、细节性和不断流变的问题进行跟踪，也没有能力对每个家庭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记录和帮扶。这个工作，本应由大量成熟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承担。

　　美国的儿童保护工作架构中，联邦政府一级负责制订规划和方案，提供资源，监督、评估各州执行情况，州政府也专设负责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的行政机构，但到了最基层，处置热线电话、咨询服务、紧急居住服务、临时托管服务、药物滥用治疗、家庭暴力干预的任务，还是大量公私组织共同完成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居功甚伟。但这些组织，恰恰是很多年来政府社会警惕和不鼓励的。

　　毕节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到底有怎样的作为？常识推测，在舆论如此严厉的逼视之下，留守儿童问题可能已成为毕节官场最大的“政治”，不可能不尽力。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已建立了三年（已有公民向毕节市申请公开留守儿童专项资金的“财务审计”信息），事故责任人惩处也非常严厉，由一把手牵头召开的关爱留守儿童会议，更在不断强调“知耻后勇”。然而，问题仍然不断跑在治理前面。社会弱小、社会组织弱小的治理空白，最先从毕节这块贫困的劳动力输出地暴露出来。

　　留守儿童的“毕节式”死亡，是中国问题的局部展示。它暴露了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政府部门的传统设置已难应对转型社会的动态，管制下的社会组织发育缓慢，更难填补治理空白。而这种失效，会最先从社会的两端——儿童和养老问题上不断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