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抗大女生

　　当祖国遭受外来入侵，当人民陷入危难，作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挺身而出，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入敌手，3000多万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卢沟桥事变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夺取了中国人口稠密的大片领土，使中国人民遭到深重的灾难。然而，苦难压不倒中华儿女，在日寇的铁蹄下仍然涌动着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热流。许许多多亲历过日军种种暴行的爱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伪统治开展了不懈的斗争。

　　铁蹄下的爱国热流

　　1936年8月2日，一位31岁的东北抗联女战士，用没有指甲的双手给幼小的儿子写下了遗书。几个小时后，她被日军枪杀。直到她牺牲，日本人用尽一切酷刑——灌辣椒水、竹签子扎手、烧红的烙铁、长达7小时的电击、往伤口上抽鞭子……所能了解到的只是：她叫赵一曼，是一名抗联战士。古人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一个人，被敌人一点一点折磨致死，比战场上一枪致命要残酷得多。“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为国牺牲，让这位年轻的母亲无怨无悔。

　　1943年冬，日军仍不断加强对沦陷区的血腥统治。南京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军输入大量毒品，南京城鸦片烟馆林立，到处乌烟瘴气。人们对南京沦陷时日寇的大屠杀记忆犹新，对日寇的毒化政策更是义愤填膺。在中共南京地下党的领导下，南京大学进步学生厉恩虞、王嘉谟巧妙利用日伪机构的内部矛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1943年12月17日、18日，厉恩虞、王嘉谟动员了上千名同学走上街头，砸烂了以夫子庙为中心的所有烟馆，并把烟土、烟具、赌具堆在广场上当众焚烧。厉恩虞在广场上发表了声泪俱下的演说，很多同学也跟着失声痛哭。厉恩虞、王嘉谟又领着大家唱《毕业歌》，在同学们的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

　　在隐蔽中积蓄力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开始实施“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政策。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1941年，27岁的中共地下党员马识途来到西南联大报到。一到昆明，马识途就又投入了反对专制腐败、争取抗日胜利的新的战斗。当时的大后方校舍简陋，不能提供开水，很多学生去附近小茶馆里自修。马识途就利用泡茶馆的机会“摆龙门阵”，讲一些他过去在上海、南京参加学生运动，在鄂北、鄂西从工人、农民那里受到的教育。很多只是从家庭到学校、没有接触过社会实践的同学从这些故事里得到教益，汲取了向前奋进的力量。那时候，不少大学生为了缓解生活困难，在中学兼职教课。马识途就在昆明培文中学兼职，他与在这个中学任教的进步同学李晓、许寿谔等组成读书会，启发了许多中学生的进步思想。

　　马识途的同学齐亮，也是隐蔽中的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不仅学好自己的功课，还热心于交朋友和组织各种群众活动。当时，联大的同学大多是从沦陷区逃难出来的，生活费没有来源，大半靠学校提供的微薄“贷金”来吃饭。然而就是这点可怜的“贷金”也因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暴涨而大大贬值。联大的学生自治会当时由三青团霸占，他们不知学生疾苦，食堂办得越来越糟，同学们越来越不满意。齐亮自告奋勇邀约了平时比较接近的60个人，办了“膳团”。他把大家有限的一点“贷金”精打细算，下厨房监厨；为避免浪费，还自己带人去菜市场买菜，去乡下买价钱公道的好米，想尽办法变着花样让大家吃得满意。“膳团”很快就出了名，要求参加的学生越来越多。齐亮和其他为大家热心服务的进步同学，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产生了良好印象，树立了很好的信誉。

　　马识途、齐亮等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勤学、勤业、勤交友，自然而然地紧密团结了几十个可以称为骨干的同学。在这些同学周围，又形成许多“朋友圈子”，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组成了各种名目的社团。经过这些扎扎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一点一滴地积蓄力量。许多爱国青年都参加了当时的进步运动，在斗争实践中确定了自己一生的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