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重构，扩大发展的国际空间

　　目前，全球正面临二战后最大一轮国际经济规则重构。在金融规则上，美国无视国际社会要求，拖了5年仍未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调整方案；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不履行应尽国际义务，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与退出都给世界带来“负外部效应”。在贸易投资规则上，美国力推“两洋战略”，其要旨是试图为国际经贸规则树立“新标杆”，主导国际经贸规则走向。我国如果不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不主动参与和引领规则重构，在规则重构中应对不力，就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这表明，自贸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面向世界，对标国际规则和通行做法，特别是将高标准的“21世纪新议题”如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政府竞争中立、生态环保优先等新理念、新体制和新要求拿到自贸区来试，科学评估其正、负面影响，精准预测其挑战所在，制定管用、合规的防范预案，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谈判积累经验，进而把握国际规则重构的主动权，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适度监管，打造法治中国建设先行区

　　理顺政府职能，越位的要放、错位的要正、缺位的要补，事中事后监管就属于补的领域。应加强对市场主体“宽进”后的过程监督和后续管理，打造“放得开、管得住”的监管格局；加强社会信用体系、信息共享、综合执法、企业年报公示、经营异常名录、社会监督、反垄断、安全审查等基础监管制度建设，为全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积累经验，为高水平开放打下基础。

　　自贸区始终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有法可依，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先行区。监管并非越多越好、越严越好，关键是把握好“度”。应努力做到开放力度、速度、可承受程度有“底”，事中事后监管有“度”。提高开放后的事中事后监管水平，设定安全目标，强化行业风险审慎管理、经营者风险过程管理、诚信管理，保证开放和监管同步到位。以风险可控为底线，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并逐步推广到全国，防止盲从和“休克疗法”，严防系统性风险。

　　制度创新，拓展园区发展之路

　　自贸区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其中，政府管理创新可以有效解决“三个和尚没水吃”、交易成本过大等问题；简政放权和职能归并等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减少制度成本，提高经济社会效益；先试验再复制、推广，遵循胆大和步稳相结合的方法论，注重风险防范，提供更优的公共产品，更好为企业和居民服务；建立诚信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可以保障公平竞争，减少逆向选择；人才制度创新致力于形成正向激励，防止“劣币驱逐良币”；鼓励大胆去试是反对因循守旧、促进制度变迁、防止路径依赖。可以说，自贸区的综合型制度创新模式，走在了国际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前沿。

　　建设自贸区是一种“中心开花”战术，扼住要害部位，再向四周扩大战果，以增量带动存量。发展园区并发挥其窗口、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从时间维度看，如果把经济特区看成中国园区1.0版，此后的经济开发区、高新区、海关监管区等则是2.0版，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14个新区为3.0版，今天的自贸区就是4.0版。如果从功能上说，特区开放水平比2.0版和3.0版高，经济开发区、高新区、海关监管区相当于特区开放功能的专业分解，或者说三者加起来才接近于特区；新区只是经济开发区、高新区、海关监管区三区面积的扩大，旨在推进综合体制改革，功能则次于特区。只有自贸区才可与特区相比，是真正的功能升级，是中国特色园区发展道路的新阶段。

　　总之，建设自贸区是以高水平开放促高标准改革、高质量创新、高难度转型，以开放倒逼改革，推动简政放权，打破行政藩篱，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促使政府、市场各归其位，创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再创新一轮开放红利期，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像当年的特区勇当开路先锋一样，自贸区成为让进一步改革开放全盘皆活的棋眼。当然，建设自贸区是全新的实验，时日尚短，仍面临不少难题，不可能一步到位，其功用也不可能一日见效。要在不太长的时间交出一份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智慧，需要弘扬“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特区精神。中国特区能行，中国自贸区同样能行！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14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