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关爱做到了极致，也无法替代父母对子女的教养。唤醒农民工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比零星或偶尔为之的社会帮扶要重要得多。

　　一周过去，发生在湖南邵东的“三少年弑师案”仍是舆论场上的热议话题。作案人中有两人为“留守儿童”，这也使得一直高企的留守儿童犯罪率再次受到关注。昨日又有媒体披露了新的案件细节：三少年在进校抢劫之前，已经在网吧打了一上午游戏；而他们在残忍杀害老师之后，又选择了去网吧通宵。网吧管理也再度登上舆论前台。

　　案件虽是新个案，问题却是老问题。观察此案所引发的众声喧哗，不管讨论如何激烈，也不论对三名弑师的少年如何谴责，似乎对于留守儿童或网瘾少年都于事无补。舆论缺乏对留守儿童、网瘾少年的关注吗？从来不缺！舆论对留守儿童和网瘾少年所提出的种种建议不对吗？好像也想不出再多新办法。

　　留守儿童问题，是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转移衍生出来的。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农村留守儿童至少有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要从根源上减少留守儿童，还在于社会转型的逐渐定型，以及城镇化的推进。而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我们不可能硬性要求所有农民工都留在家乡或外出打工也带上孩子时，解决之道就变成了：如何遏制留守儿童群体中那高企的犯罪率。有专家担心媒体过度聚焦作案人的留守儿童身份，可能构成对留守儿童的污名化。这样的“关怀”未免有些矫情。留守儿童的犯罪率问题显然并非指向所有的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普遍生活缺乏照顾、内心缺少关爱、行为缺乏管制，也是事实。看到了这一问题之所在，有效应对才成其为可能。

　　也正因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我们才有必要继续推进对留守儿童的进一步关注——在这一领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对口帮扶、更多的心理疏导以及更多的法律援助。但就算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关爱做到了极致，也无法替代父母对子女的教养。基于现行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在留守儿童的犯罪个案上，他们的父母实则成了第一责任人。贫穷、流浪与关爱自己的孩子并不必然冲突。唤醒农民工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对子女成长的关爱，比零星或偶尔为之的社会帮扶要重要得多。

　　比起留守儿童父母的家庭责任，网瘾少年问题更多指向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依2002年《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网吧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且每天营业时间限于8时至24时。从邵东“三少年弑师案”来看，上述规定在当地形同虚设。据报道，针对涉案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文化部已经展开查处。但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网吧，而在于谁是那些容留未成年人并通宵营业的网吧的保护伞？执法者是渎职还是枉法，如果没一个说法，留守儿童变身网瘾少年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悲剧就不会停止。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