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大，不仅在于体量庞大、肌肉强健；更在于文明昌盛、垂范万邦。

　　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中，我们既要承认不同民族国家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共同的责任和命运。

　　中华民族用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奋斗，先后缓减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焦虑、生产力焦虑，现在到了认真思考和缓减文化焦虑的时候了。

　　拥有世界范围的巨大文化影响力，是大国全面崛起的重要标志。大国之大，不仅在于体量庞大、肌肉强健；更在于文明昌盛、垂范万邦。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悠久的文明和庞大的体量，决定了我们应该形成自己的全球文化影响力，不断创造新的文明智慧贡献于世界。

　　我们必须承认和正视的事实是：一方面，当代中国经济与文化在世界格局中存在着“不相称性”；另一方面，文化发展的规律完全不同于经济发展。如何在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内促生具有世界先进性的当代中国文化；对外摸索出更成熟有效、容易被海外国家主动接受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机制，需要从国家到民间各个层面的实践探索。

　　今天的世界仍然很不太平：因为战争、内乱、领土、宗教等问题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人道灾难。为什么人类的文明与智慧无法阻止此类灾难的不断重复发生？答案也许是“有限资源与无限利益的争夺”；也许是不同文明之间还没有真正学会互相理解和尊重；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建立起一种更好的人类文明，可以让不同民族国家都有公平发展的机会，以“丛林法则”决定利益分配显然不是人类的文明共识。

　　不同文明在交流、汇通的过程中当然会有误解、抵触甚至冲突，但同时有更多的谅解、融合与创新。世界有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国家有发达和落后的差异；大国既不能谋求霸权，也不应该逃避责任。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中，我们既要承认不同民族国家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共同的责任和命运。如今，中国在世界的角色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也在努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而在中国流传着英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无法给世界提供新的思想。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远远不及传统文化具有世界影响力。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挣扎在民族存亡的危机中，中华民族用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奋斗，先后缓减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焦虑、生产力焦虑，现在到了认真思考和缓减文化焦虑的时候了。当代中国经济与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不相称性”提示我们：中国能否并且应该贡献一种新的文化影响力给世界？

　　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里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对于解决人类当下的困境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我们强调个人的德行：“仁、义、礼、智、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并且会把这种个人修行外化为一种更宽广有益的关系。比如人与人之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而不同”等，既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又强调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理解、尊重、帮助。再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等，充满了个人与民族、国家的责任担当。

　　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感到困惑，那是因为他们很少能穿透经济现象，看到支持这种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铸就的民族精神。

　　中国的历史、体量以及在世界的角色和责任，要求我们努力再建一种与之相应的当代文化，在未来形成与欧洲、美国共存的“第三极文化”，即在强大国力基础上，继承传统文明之精髓，融合西方文明的精华，总结100多年来追求和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宝贵经验，从现实的中国与世界格局出发，在与世界交流和对话过程中，思考并承担相应的国内外责任，努力建设一种旨在“和合共赢”的新文化影响力。

　　文化发展固然会受到国家实力、政策方针以及理论设计的影响，但文化影响力的核心要素是生成真正具有世界先进性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具有面对海外国家的影响力。文化交流虽然有其外在的影响因素，但本质上是一个自由流通和自愿选择的过程，是一种内心的认同与接受。就一般规律而言，优秀的文化必然会形成更强势的渗透能力，权力等外在因素只能起到暂时或局部的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到生产自己的优秀文化产品上来。强学力行、实事求是，方能积跬步之微、成江海之业，集合众人之力，振兴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