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审两天的“快播案”，竟审出了一场“律政大戏”，进而成为全民的舆论狂欢。庭审休庭已有数日，舆论的喧嚣却未终止。对于快播的罪与非罪，及其牵扯出的网络伦理与技术边界的问题，掀起的是一次空前的集体辩论和围观。

　　对快播案的围观，源自其有些超出预计的开放——不仅是庭审在物理现场上依法公开，更藉由网络直播的渠道向全体公众开放围观。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全面依法治国方略，要求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并提出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的语境下，这场“全透明”的庭审显然是一次重要标杆。它意在显示，司法公开是一个没有倒退余地的大趋势，而公开后迎来的众声喧哗，正是对“阳光司法”的催化剂。

　　当然，众声喧哗是个好现象，但并不是所有的众声喧哗都能助力司法。有网络媒体在贴出快播案庭审实录时，特别加注一句“非影视剧本，请严肃阅读”。看似调侃的背后，多少也有些无奈——这之前，快播案庭审中的各种辩词和诉词，被无数“段子手”们编成了形形色色的“金句”，而这恰恰是“全民狂欢”的源头。在不少人眼里，一场严肃的庭审，被简单抽象成一个“口若悬河的辩方”同“无力抵抗的检方”之间的激战，从中得到的是“搬个板凳看戏”式的快感。

　　有这种快感，也是人之常情。但庭审毕竟不是演戏，而是真刀真枪的法律交锋，若是仅仅从中抓到段子和笑料，怕是浪费了司法公开的良机。另一方面，急于对控辩双方的表现作出断语，进而对双方的对错是非作出决断，也不符合法治的精神。

　　“以审判为中心”，就规定了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均不能脱离庭审的场域；对罪与非罪的认定，也来自于法庭上的证据展示和论辩呈现，而不在于其他任何力量和因素。法庭的决断权在于法官，作出决断的依据在于法律，决断的过程需履行程序。在法官依据法律程序作出决断之前，不应有外界任何形式的干预和影响。换言之，在判决之前就急于声称王欣“有罪”，或是忙于为快播开脱，都不是正确的“围观姿势”，而可能变成“站队”。

　　对司法公正而言，“站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司法公开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之一，公开自然就是欢迎围观，而围观是为了监督实现公正的过程。比起嘲笑某一方的“无能”，或是指责另一方在“狡辩”，庭审的围观者们更需要做的，其实是检视司法程序的履行过程是否合乎规范、最终的审判结果又是否依循法律逻辑。换言之，人们更需要围观程序的正义与否，而不是某一个是或非的结果。而“站队”恰恰会过度重于结果，而造成对程序正义的忽视。就舆论场而言，忙于站队，可能让公共讨论变成非理性的撕扯；就法治而言，简单站队，也可能在不经意间伤害法治本身的尊严。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庭审乃至各类法治问题的围观，最终是要促成法治共识。这种法治共识，包括最基本的“审判权不受法外干预”，这既包括行政干预，也包括舆论干预——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近日在多个场合谈及司法改革，其反复强调的一条，就是包括政法委在内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可对具体案件审理加以干涉。这种对法外干预的坚决摈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程序保障，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基础。显然，无论所持立场为何，一旦将“围观”变成“站队”，无形间就暴露了一种“干预的本能”。

　　另一方面，围观要促成的法治共识，也是对个案背后的共性问题作出审视和反思。就快播案而言，需要辨析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在法庭当中。技术是不是意味着天然“无罪”？在“性”方面的个人权利与公共责任边界如何厘清？针对互联网传播的法治漏洞又如何予以弥补？如此种种，都是快播案留下的未竟之问。值得欣喜的是，在前期的“狂欢”之后，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法律派”和“技术流”，从真正的法治角度对快播案及其衍生出的问题进行审视和回应。这种理性讨论的出现和生长，正是“围观”的宝贵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