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应急响应制度，仍是我们对抗雾霾的重要手段。目前我们要做的是，让应急预案和预警标准更科学，让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更有力。

　　新年以来，北方地区的天很“争气”，持续蓝了十多天。但去年年底的连续重雾霾，仍让人心有余悸。1月12日，环保部长陈吉宁首次组织京津冀等6省份和河南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分析去年年底5次重污染的原因，提出下一步协同治理的要求。

　　陈吉宁指出，过去这5次重污染，防治措施力度不够是根本原因之一。他要求，统一京津冀城市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加严启动应急响应，同时研究区域季节性差异化排污收费等政策。

　　会议对雾霾原因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入冬以来，重污染天气频发，有自然环境和天气的原因，但人为的污染和排放造成了叠加效应，加重了雾霾的危害。为减少空气污染对人造成的伤害，需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所以我们看到，北京市历史上首次启动了最高级别的空气污染红色预警，而且一拉就是两次。在这些应急措施中，中小学停课、单双号限行等，给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因此令人印象深刻。

　　但频繁拉起的红色警报，也给市民造成了很多不便。而启动应急响应级别，也跟普通市民的感受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有时候感觉污染并不严重，却早早拉响了红色警报，有时候空气污染都“爆表”了，却没有预警；地区之间预警标准也不统一，有的地方都红色预警了，临近的其他省份却“不动声色”。经过有关部门解释我们知道，这是由于空气污染预警依据的是地方法规，而各地的标准并不一致，启动条件不同，相应的措施也不一样。

　　重污染天气预警标准该怎么定，固然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听取专家意见，经过科学评估，但这些措施又与普通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能绕过公共决策的基本程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另外，因为经济发展阶段和状况不同，不同地方在制定污染应急办法时，不可避免会考虑各种现实因素，可能存在局部思维和地方保护倾向。但空气是流动的，污染也不会跟着人为划定的地域边界走，因此我们强调要协同治理，至少预警标准和措施应逐步统一。如果标准僵化、各行其是，就会造成预警级别与污染情况明显背离，应急措施松紧不一的情况，不仅影响预警制度的权威性，也起不到削峰治霾的实际效果。

　　提到应急响应，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学生停课、汽车停驶，甚至怀疑这些措施的效果有多大。但应急响应还包括很多其他措施，比如工地停工、企业停产、污染停排等，还有严重污染企业的取缔、关停，以及差异化排污收费等经济手段。这些对降低空气污染尤其是削弱污染峰值，都有很明显的作用。

　　虽然近期北风给力，但我们都知道雾霾并未走远，而且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污染应急响应制度，仍是我们对抗雾霾的重要手段。目前我们要做的是，让应急预案和预警标准更科学，让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更有力。

　　□丁永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