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合”是利益调整不可或缺的过程。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体自我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源于对共同准则、共同价值的对话协商

　　利益调整，往往相当敏感，“磨合”是不可或缺的过程。私家车变“专车”，可能影响出租车的生意；禁摩限电，可能让快递小哥“举步维艰”……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往往会有利益的摩擦，甚至引来对立和冲突。

　　公民对自身权益的得失更积极地表达关切、提出疑问，是值得珍视的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不过，利益分化也必然带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选择的多样。你不赞成在离家不远处建垃圾焚烧厂，但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又该让它建到谁家门口？一己得失，拨动算盘珠子能算清楚；但放在社会层面，以什么样的原则协调利益才算公平，以什么样的方式主张权利才有共识？这值得深思。

　　如果说多元化社会有一个优点，是让“每一种利益都有权利和渠道去伸张自己”；那么，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协调，就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我们常说，改革“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完，利益调整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时代已经过去。这意味着，一项公共政策能否落地生根，既取决于政策设计的合理性，也要看全社会的利益调整能力，尤其是如何协调个体、小集体和公共利益的关系。

　　改革的难度也就在于：很多时候每一种利益都有其合理性，如果各方都寸步不让，那么公共政策陷入僵局的可能性就很大。这些年，从医改艰难行进，到教改复杂博弈，从国有企业改革面对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等多重考量，到户籍制度改革的各种刚性约束难以朝夕之间解除，一个趋势很明显，即利益咬合越来越紧，打破政策僵局的难度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表达诉求时“不容置喙、不由分说”，一些人维护权益时“一言不合就上街”，这些不假思索的本能冲动，往往让利益博弈的绳索套得更紧。更何况，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还难免有误读、有失真。比如，增加医事服务费其实是为了根绝药品加成，“养老金出现巨大缺口”也一再被证明是谣传，而前段时间江苏、湖北等地发生的“高招指标被跨省调走数万个”风波，事后证明完全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

　　怎样才能从紧张的“你争我斗”中跳出来，透一口气？很多时候，不妨把距离拉远一点，看看自己的利益源自何处，再换位看看对方的坚守有何依据，想一想“面对面站在独木桥上应该让谁先走”。这样的反身自省，或许不是每一次都能得出令双方都满意的答案，但至少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值得捍卫的权利，而哪些只是自利或者偏好的表达。有诚意地讨论、建设性地维权，才能在满地荆棘中寻找到解题的出路。

　　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主张权利绝非“能闹的孩子有奶吃”。协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合理的观点，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不管是堵路砸车的巡游出租车司机，还是举牌抗议的学生家长，都应在获得最具说服力信息的基础上提出主张，并接受“批判性审视”。公民能够平等互动，从问题中学习，才能共同努力为公共政策提供最能体现公共利益的建议。当然，前提是让各种利益都能充分表达，并通过程序保证使之能够被听见、被采纳。

　　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体自我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源于对共同准则、共同价值的对话协商。如果说利益冲突是多元化社会的宿命，那么我们最不坏的选择就是“有话好好说”。能互惠互利自然最好，实在不行也要互相宽容，最不济还可以对簿公堂，争取以不带来额外精神损失的方式，维护好最重要、最有共识的那部分利益，也给社会一个机会去安顿好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