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视犯罪后果、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等，任性追究公民刑事责任，在损害公民权益的同时，也悖离了刑法的谦抑精神。

　　又是一起跨省抓捕的案件。

　　去年12月19日，广州医生谭秦东在网上发了一篇帖子，称在老年人群体中热销的“鸿茅药酒”，实际上是酒剂类中药，成分中含有多种毒性中药材，并在标题上指鸿茅药酒是“毒药”。今年1月10日，谭秦东被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警方带走。4月15日，凉城警方发布通报称，对谭秦东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系因其行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并表示“目前案件已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警察打击犯罪活动，是法律赋予强力机关的重要职责。谭秦东作为医生，如果在网上的发帖行为，的确属于“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也没有什么不妥。然而，重新检视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跨省刑拘案件，却不乏亟须商榷之处。

　　公安机关的侦查管辖，根据的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基于此案“网络犯罪”性质，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犯罪地”包括“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等”。在“犯罪地”的扩大解释下，内蒙凉城警方行使侦查权，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是，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是对企业经济利益的客观侵害。对当地的纳税大户，保护其经济利益不受非法损害，被地方政府视为重要职责。行使侦查权的当地警方，为保护所在地特定企业介入处理，不无瓜田李下之嫌，很容易被理解为“地方保护主义”。近年来，警方介入经济纠纷案件并不鲜见，质疑声也不少。倘若由谭秦东所居住的广州市警方侦查管辖、办理此案，显得更为独立客观，“更为适宜”。

　　诚然，根据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以及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有“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或“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六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等情形，就应予立案追诉，但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只要是有“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动作，就可以不顾后果和情节是否严重，而一律处罚相关网民。

　　刑法规定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是定罪量刑的基本条件。在最高法的《刑案审判参考》中，也规定了必须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等后果。从报道情况看，谭秦东这篇《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原文为“毛”）文章，实际点击量仅2000余次，能有这么大的威力，“致多家经销商退货退款，总金额达827712元”吗？纵然经济损失80多万元不假，又有多少与一篇点击量不多的网文直接相关？

　　从此案来看，能否追究刑责，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主观方面是否有故意，即明知自己捏造事实、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必然会损害他人的商誉，却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从目前情况看，谭秦东的网上发帖，只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质疑而已，属于“科普及科普文章中一些不同的观点”，即便是“毒药”等用词不妥，也在探讨和容忍的范围，或行政处罚，或民事赔偿，都可以视情论处，而不应置于最严厉的刑法重典之下。无视犯罪后果、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等，任性追究公民刑事责任，在损害公民权益的同时，也悖离了刑法的谦抑精神。

　　谨小慎微的公权，乃是法治社会的常态。一场跨省抓捕的“肌肉秀”，反倒露出了滥权的“尾巴”。对于这起公众瞩目的焦点案件，在调查真相、主持正义、捍卫民权的同时，还应认真检视，警权介入是否合法合理，药监管理是否称职合格，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