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每周通报”栏目公布了各级查处的8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其中大办婚丧喜庆最为突出，有21起。至此，2016年1月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相继曝光的涉违规操办婚丧及其他喜庆事宜已逾50起。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八项规定出台3年多来，各地查处的此类问题已近万起，被追责的党员干部逾万人。（1月21日，中国新闻网）

　　中国历来是一个分外讲究亲缘、血缘联系的人情社会。无论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红事喜事，还是家中有人去世的白事，都能通过请客吃饭、礼尚往来加深一下彼此间的联系和感情。可是民俗的形成和流传虽离不开民众的集体选择和记忆传承，但其表现形式却不一定合理合法。曾几何时，女性连拥有自己姓名的权力都没有，更勿论接受教育，在财产权、人身权等方面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可见“风俗”一事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而变化的，不然又何来“移风易俗”一词？

　　可见个别干部借着婚丧嫁娶，打着“当地风俗”的旗号借机敛财，不过是一个相当蹩脚的借口罢了。贵阳市云岩区金关村党总支书记陈绍祥为女儿大办婚礼，开席135桌，收取礼金82万余元；北京延庆县永宁镇北关村党支部书记苏金全为其子举办婚礼，设宴101桌，收受礼金56万余元。足以见得，无论借口多么冠冕堂皇、理直气壮，但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礼金都撕开了温情脉脉的表象，露出底下那副贪婪无度、别有用心的嘴脸。

　　婚丧嫁娶之所以成为作风问题的“高发区”，源于个别干部认识不高、立场不端，存在侥幸心理。有人觉得在红白喜事上对党员干部搞限制是“不讲道理、不近人情”；有人存在“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觉得组织不会为“这点小事”动真格；还有的普通党员自认“不是官”，就不该受到约束。但最根源的原因还在于“权力”的“虹吸效应”。个别官员收受服务对象和下属几千上万的“红包礼金”，何时又见其“回礼”？无论如何狡辩，他们都心知肚明，这种只进不出的“风俗”形成的根基不过“公权力”这个“稀缺资源”，不过是权钱交易、权力变现和利益输送的另一个“变种”罢了。

　　要让“婚丧嫁娶”回归民俗的真正含义，剥离一切功利性取向，要坚决贯彻落实从中央到地方针对婚丧喜庆事宜的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令行禁止；要给公权力套上名为制度的笼子，杜绝公权力与个人私事交织的可能，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要坚定不移的移风易俗，强化监督，让所有党员干部主动划清民俗与党纪国法的边缘，不敢、不能、不愿逾越公与私的界限。